美国顶级监管机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于去年12月时警告，如果国会再不对稳定币监管制定全面的立法，他们将准备采取行动来应对稳定币对金融体系构成的风险。
两位共和党籍国会议员——众议员Trey Hollingsworth和参议员Bill Hagerty周四在两院正式提交《稳定币透明度法案》(The Stablecoin Transparency Act)，旨在改善稳定币市场的透明度、为准备金资产的品质设定标准。
该法案除了要求稳定币必须完全由美元和期限少于12个月的政府证券(即债券)支持，还将合法地要求稳定币的发行商定期发布经审计的报告来证明其储备。
如果该法案通过，将对Tether(USDT)和Circle(USDC)等稳定币发行商产生重大影响，两大美元稳定币的准备金来源一直在加密货币行业乃至主流世界受到争议。提出法案的参议员Bill Hagerty表示：从到底是货币、证券还是商品，到是哪个机构负责监管它们，稳定币严重模糊不清的定义正困扰着加密货币用户。我对渴望知道他们资金是否安全的消费者表示同情。
不只针对锚定美元的稳定币
另一位主导法案的众议员Trey Hollingsworth今日接受《Coindesk》采访时指出，该法案虽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这是在市场发展、技术、消费者保护之间寻求平衡方法的重要一步。
“尽管现在只是法案的早期提出阶段，我们就收到了立法者、行业参与者的巨大支持，说明这是一个真正深思熟虑的第一步。无论该法案最终是否通过，都将让稳定币发行商清楚国会在稳定币监管方面的发展方向，并让他们可以开始做出正确决定并朝着同一方向前进。”
Hollingsworth表示，正在与全球的行业和消费者进行尽可能广泛的合作，以确保推出一个深思熟虑的法律框架。因此尽管市面上大多数稳定币都标榜与美元挂钩，但他认为制定一个范围不受限制的法案很重要，因此该法案将不只针对美元稳定币。
此外，他还希望该法案能确保稳定币市场仅存在那些对监管合规感兴趣的参与者，让这些优良的参与者能获得必要的清晰度，以做出有关投资、合规以及如何继续开发稳定币技术的决策。
“空间中的好演员希望看到坏演员从空间中移除，这样一个坏演员就不会玷污整个行业的良好声誉和努力。”
Tether、Circle正排除准备金争议
Tether作为迄今市值最大的稳定币发行商，USDT准备金一直存在巨大争议。作为2024年2月与纽约总检察长(NYAG)达成和解的一部分，Tether去年开始发布其资产和负债的季度证明，以确保USDT稳定币的准备金方面更加透明。
Tether2月公布最新的准备金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底，Tether总资产至少为786亿美元，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及其他短期存款和商业票据约有658亿美元，持有的商业票据大幅缩减21%，配置于美国国库券的资产比例再次大幅提升。
而去年发下豪语，计划成为100%准备金国家银行，使USDC受联邦政府监管的Circle，为洗刷过去准备金仅61%现金与其他现金等价物的争议，以及考量到监管环境变化与社群信任与透明度，于去年9月改用较保守投资形式，以现金和短期美国国债持有USDC准备金，此政策与两位国会立法者最新提出的法案方向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议员Josh Gottheimer2月中公布了一份旨在讨论稳定币创新和保护的草案。其中规范了合格的稳定币细节，以及对发行商身份要求，获得USDC发行商Circle及加密业界支持。
一个问题
尔斯和玛利比尔德在他们的名著 《美国文明的兴起》中把内战称为“第二次美国革命”。 这不仅仅是因为内战解放了四百万黑奴和废除了奴隶制，而且是因为比尔德夫妇认为内战推动了美国工业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 路易斯?海克后来对此作了进一步阐发。 他认为内战中的政治权力转移替“工业资本主义的代言人”提供了完成其经济蓝图的机会。 海克引述为证的战时措施包括关税、 银行法、 铁路土地赠与、 宅地法、 莫里尔法、 以及契约劳工法等等。 在比尔德和海克看来，内战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分水岭或者说转折点。 他们这种进步主义的史学观一度在学术界居于统治地位。 然而，自196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尤其是经济史学家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挑战。 他们从经济角度对美国内战及其影响作了多方位的研究，既掌握了新的数据，也形成了新的看法。 从成本来看，他们发现战争并不是解决奴隶制问题最经济的方式，而且代价是如此之高，以致于无论是北部还是南部都难以在经济上直接受益；从战时经济来看，内战发生的1860年代是十九世纪经济最差的十年；从长远影响来看，内战固然有其产生正面作用的地方，甚至在某些方面作用还很大，但就总体而言很难说是什么经济发展的转折点。 这些学者的某些观点也许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不过他们所做的研究给人的启示却相当清楚：美国经济在十九世纪的成功不是一场“战争”或 一次“革命”所带来的突变就一锤定音的，它实际上是内战所无法涵盖的多种因素长期发展的结果。 一美国内战在对奴隶主不作任何赔偿的情况下立即解放了全部黑奴。 这在当时的美国也许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不过，就整个美洲大陆而言，战争和无赔偿解放并不是解决奴隶制问题的唯一方式。 事实上，渐进赎买式解放才是更为常见的做法。 从这一点来说，美国内战确实如比尔德所言是一场革命，但它为此而付出了高昂的经济代价。 以渐进赎买方式解放黑奴在西半球不乏其例。 英属西印度群岛就是如此。 众所周知，大英帝国范围内结束奴隶制的政治斗争是在1787年由教友会教徒发起的。 他们所形成的反奴隶制同盟在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里就在国会争取到压倒多数，取缔了国际奴隶贸易。 到1830年代，这个同盟不仅在英国国会控制了足够的多数支持解放英属殖民地黑奴的决定，而且迫使国会中的西印度群岛多数集团投票赞成这一做法。 1834年，英国政府开始实施废奴计划，规定在大田劳动的奴隶6年获得自由，其他奴隶4年获得自由。 英国国会还从国库拨款2千万英镑作为对奴隶主的赔偿。 这个数字虽不足以对奴隶主作出全额赔偿，但也相当于1830年代英国国民生产总值的5%左右。 委内瑞拉奴隶制的废除，是这个国家独立战争的副产品。 不过，该国在1821年亦通过立法规定，奴隶儿童出生后要为母亲的主人工作18年才能获得自由。 后来，获得自由的年龄先后被提高到21岁和25岁。 1854年，委内瑞拉终于通过废奴法，解放所有奴隶，但同时给他们的主人以全额赔偿。 其实，美国北部在西半球废奴过程中曾经领风气之先，并有渐进赎买式解放的经验。 1777年，佛蒙特州首先宣布废除奴隶制。 马萨诸塞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宪法均被法院解释为禁止奴隶制。 北部奴隶最多的宾夕法尼亚、纽约和新泽西州，还有康涅狄格和罗德艾兰州，则采取了渐进解放的方式。 它们分别宣布新出生奴隶在成年时获得自由，而获得自由的年龄从21到28岁不等。 据罗伯特?W?佛格尔与斯坦利?L?英格曼研究，奴隶到9岁左右时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才开始超过维持其生活的开支。 这样累积下来，奴隶到20多岁时所创造的全部价值可以抵消其全部生活开支。 此时给奴隶以自由，奴隶主就不会因为曾负担其生活开支而在经济上有所损失。 这等于是部分赔偿。 因此，北部几州把新出生奴隶获得自由的年龄都定在20几岁。 定得太小，奴隶主会觉得不划算而抛弃奴隶儿童；定得太大，又会推迟了奴隶的解放。 到美国内战前夕，西半球除了荷属殖民地、波多黎各、古巴、巴西和美国南部以外，其他地区都废除了奴隶制。 赎买式解放是摆在当时美国人面前的一种选择，至少是他们知道的一种选择。 然而，他们选择了战争。 如果他们选择赎买式解放，情况会怎么样呢，会不会比内战的经济代价小呢？经济史学家克劳迪雅?D?戈尔丁从这个反事实假设出发，分三种情况对赎买式解放黑奴的成本进行了计算。 第一种情况是立即解放并全额赎买。 戈尔丁根据当时的遗嘱记录和奴隶买卖帐单上不同年龄奴隶的价格，估算出1860年所有奴隶的资本价值为27亿美元，几乎占当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42亿美元的三分之二。 这样大一笔赔偿费如果靠政府发行为期30年，利息为6%的长期债券来偿付，那么每个公民（不包括前奴隶）一开始每年要负担7.5美元，占人均年收入的5%，此后这个负担会在30年还款期内逐渐减轻。 如果南部人不肯负担，那么每个北部公民每年要付9.66美元，占人均年收入的7%。 如果前奴隶也愿意参加还款，那每个公民的每年的负担只有6.3美元，占人均收入4%。 要是除了赎身以外还负责把获得自由的黑奴送回非洲安置，那总开支就不是27亿美元，而是30亿8千4百万美元。 由黑奴以外公民负担，每人每年8美元；由北部公民负担，每人每年10.7美元；由包括前奴隶在内全体公民负担，每人每年6.9美元。 上述还款额占人均年收入的比例分别为6%、8%和5%。 第二和第三种情况是渐进式解放。 前者让新出生奴隶儿童在劳动所得抵消了养育费后获得自由。 后者则让所有奴隶在30年后，即1890年获得自由。 如果仅解放1860年后出生的奴隶儿童，奴隶主唯一的损失是现有女奴可以生孩子为奴的价值。 戈尔丁估算为2亿1千万美元。 如果30年解放全部奴隶，那么成本除了上述2亿1千万美元外，还要加上除儿童以外的其他奴隶30年劳动未能还完的奴隶资本价值。 这样，总额应为5亿5千万美元。 黑奴以外全体公民还款，每人每年负担1.5美元；北部公民还款，每人每年付2美元；前奴隶也参加还款，每人每年则负担1.3美元。 还款额占人均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1.5%和1%。 以上是赎买式解放的成本，那么美国内战实际付出的经济代价究竟有多高呢？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特别是要考虑政治不稳定这一类战争以外的其他因素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时，问题就变得更复杂了。 因此，克劳迪雅 . D. 戈尔丁和弗兰克 . D. 刘易斯将内战的代价分两种方式计算。 一种方式计算内战的“直接代价”，即将与战争有关的开支和损失加在一起。 另一种方式则是计算“间接代价”，即先算出假设没有内战美国经济按战前速度增长时美国人的消费可以达到的水平，再减去他们在发生内战后实际达到的水平。 二者之差就是“间接代价”。 它包含的内容比“直接代价”要广，即除了战争本身造成的“直接代价”以外，还有其他因素造成的结果，例如比尔德和海克所说的内战带来的政治权力转移或者劳动力构成变化等因素对经济所产生的影响。 如果这些影响是正面的，就必然可以抵消部分“直接代价”，使整个“间接代价”的数额少于“直接代价”，即“间接代价”减去“直接代价”的差应为负数。 这种计算方式不仅能使我们对赎买和内战的代价进行比较，还可以让我们检验比尔德和海克所说的政治权力转移等因素对经济产生的影响。 戈尔丁和刘易斯计算的“直接代价”包括联邦政府和南部同盟政府的所有战争开支、州和地方政府的有关开支、战争造成的物质财产和伤亡损失，其结果如下表：表1: 内战的直接代价 (以1860年美元计算, 单位为百万美元)北部 南部 政府开支 2,291.270 1,011.158征兵增加之开支 11.053 20.368物质资产的损失 0.000 1,487.241人力资源的损失阵亡 954.922 683.939伤残 364.734 261.231减去: 军人工资中的风险保费 256.155 178.037直接代价总额: 3,365.846 3,285.900从表中可以看出，北部和南部为内战付出的直接代价高达66亿美元以上，两倍于1860年立即全额赎买全部奴隶要付的27亿美元。 据经济史学家杰雷米?阿塔克和彼德?帕瑟尔估算，这66亿美元不仅足以赎买全部奴隶，而且可以给每个奴隶家庭40英亩土地和一头骡子，并对过去100年所欠前奴隶的工资作出赔偿。 戈尔丁和刘易斯计算的“间接代价”依照定义就是因战争减少的消费总额之1861年价值。 他们假设北部在1860年以后没有战争情况下人均收入继续以1839-1859年的年增长率1.56%稳定增加，结果发现人均实际消费水平受战争影响最初低于根据假设算出的人均消费水平，到1879年时这两种消费水平终于相等。 这就是说北部消费水平在1879年赶上了经济不受战争影响下应该达到的消费水平，即北部消费水平自1879年开始不再受到战争代价的影响。 这两位学者对南部在1860年以后如果没有战争的情况也作了假设，即人均收入按1839-1859年的年增长率1.30%稳定增加。 结果他们发现，南部实际消费水平受战争影响不仅低于根据假设算出的消费水平，而且直到1909年还未赶上没有战争应该达到的水平。 这就是说南部消费水平直到1909年仍然受到战争代价的影响。 当然，这里还有黑奴获得解放减少劳动时间及其他因素对消费水平产生的作用。 这两位学者用根据假设算出的北部和南部1860年以后的消费水平，与实际消费水平进行比较，并考虑其他要调整的因素，算出了北部和南部的战争“间接代价”从表2 可以看出，北部的战争“间接代价”为52亿3千万美元，南部的“间接代价”为94亿8千万美元，总和为147亿美元。 参考表1可以算出，北部的“间接代价”减去“直接代价”得出的差为18亿6千万美元。 南部的“间接代价”与“直接代价”之差更是高达42亿3千万美元。 前面以经提到，“间接代价”等于“直接代价”加上如政治权力转移等其他因素对经济产生的正面或负面影响。 如果这个影响是负面的，“间接代价”就会比“直接代价”大，二者之差为正数。 反之，如果这个影响是正面的，就会抵消部分“直接代价”，使“间接代价”算出来比“直接代价”小。 那么二者之差应为负数。 现在连北部的“间接代价”与“直接代价”之差都是正的，而且高达18亿6千万美元。 我们即便不说政治权力转移等其他因素对经济的影响是负面的，至少也要说它们的正面影响不大或者被我们还不清楚的“直接代价”给抵消了。 因此，戈尔丁和刘易斯得出：“我们看不出有证据显示内战那怕是在总体上有利于北部或者整个美国。 ” 二事实上，著名经济史学家罗伯特?哥尔曼根据新掌握的数据对十九世纪美国商品生产和国民收入进行的估算，得出了和当年比尔德、海克等人的估计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这些数据清楚地显示：内战并不是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也没有成为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转折点。 首先从美国商品总产值的平均年增长率来看，1840-1859年为4.6%，1860-69年为2.0%，1870-1899年为4.4%。 发生内战的1860年代实际上是十九世纪全国商品总产值年增长率最低的十年，而战后的年增长率和战前大体差不多，并无显著提高。 制造业产品增加值的平均年增长率亦复如此，1840-1859年为7.8%，1860-1869年为2.3%，1870-1899年为6.0%。 内战发生的1860年代在制造业产品增加值年增长率上也是十九世纪最低的十年。 不仅如此，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在1860-1870年猛跌13%，同样为十九世纪之仅见。 有些数据看上去似乎可以为比尔德和海克的观点作佐证，但仔细推敲则不然。 例如人均产值在1870-1900年的年增长率确实比战前20年的年增长率高，前者为2.10%，后者为1.45%。 可是，斯坦利 . 英格曼认为，战后人均产值年增长率之所以高于战前，主要是因为这个增长率在战时下跌太厉害，战后的“赶上”过程当然也就来得快一点。 我们如果看看下面这个1839-1899年人均国民总产值每十年的年增长率变化图， 那英格曼的上述论点便跃然纸上。 以1860年价格计算的人均国民产值年增长率在有内战的十年从战前十年的2.30%猛跌到-0.77%，到1870年代又急升到3.12%，才算大体恢复了战前的发展趋势。 因此，有很多经济史学家认为，内战不仅没有加速经济增长，反而是中断了战前就已开始的增长趋势。 从恢复这一趋势的角度来看，战后人均产值年增长率上升得快一点，一点也不奇怪。 另外，制造业在商品产值中所占比重确实从1860年的32%上升到1870年的33%。 不过，这个上升幅度不仅很小，而且主要是因为南部农业的萎缩所致。 统计数据中真正能显示内战对战后经济产生了正面作用的是总投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其百分比在1869-1878年比1849-1859年上升了大约8%。 这说明战后投资速度大大加快。 之所以能如此，和战时政府举债有密切的关系。 1861-1865年，联邦政府发行有息债券达20多亿美元。 据杰弗里?G?威廉姆逊计算，这笔战时联邦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5%。 他还发现，战前十年总投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的比重为19.4%。 因此，战时债务数额之大可能等于甚至超过了和平时期的净投资（总投资减去用于折旧的部分）。 由于国债把本来用于私人投资的钱吸引走了，所以战时债务大大降低了战争期间的净投资。 这种情况被经济学家称为“挤出”资本。 战争结束后，情况颠倒过来。 由于联邦政府优先还债而不是急于绿背纸币的回收，结果流通的绿背纸币在1866-1893年期间仅从4亿2千9百万美元下降到3亿7千4百万美元，同期内私人握有的政府债券则从23亿3千万美元下降到5亿8千7百万美元。 这些偿还的债款被用于私人投资，从而导致战后总投资在国民生产中所占比重大大提高。 经济学家称之为“挤进”资本。 威廉姆逊认为内战后总投资比率增长有一半是因为战债的偿还和债务利息支付造成的。 综上所述，除了总投资比率以外，经济史学家计算出的其他大部分数据都使人难以苟同比尔德和海克有关内战经济影响的观点。 那末，这两位学者当初为什么会得出那样的，并得到学术界大多数人的认同呢？现在看来，除了不掌握今天经济史学家手中的数据以外，他们过份强调内战对经济的积极作用还有以下一些原因： 第一，比尔德和海克以及很多同时代的历史学家都是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那场战争对美国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而使他们在研究内战时也从现代战争的角度加以考量。 可是，最先根据哥尔曼的数据指出内战妨碍了经济增长的汤玛士?科克兰认为，内战其实不是一场现代意义上的机械化战争。 “它是由步行或骑在马背上的人用来复枪、刺刀和马刀来打的。 炮虽然比过去的战争用得多，但消费的钢铁还是比较少。 铁路也用上了，但是军用线路的修建只能抵消从战前民用铁路建设全面下滑的一小部分。 如果不是这样，工业发展相当有限的南部同盟根本不可能在封锁日益加强的情况下打四年的战争。 ” 据英格曼统计，战争中小型枪械生产使用的铁只占1861-1865年美国铁产量的1%。 如果用来修铁路，可以铺650英里的铁轨。 战争期间少建的铁路里数是这个数字的 7倍。 消第二，由于通货膨胀的关系，当时人和后来的史学家容易形成战时经济繁荣的错觉。 据统计，商品与服务的价格在1859-1869年上升了70%。 这样，国民生产的名义总值（按受通货膨胀影响的当时价格计算）和实际总值（按排除通货膨胀因素的不变价格计算）相距甚远。 1860年代的名义总值给人高增长的印象，其平均年增长率达到6.36%，甚至超过1850年代经济繁荣时的6.10%，可是排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其实际年增长率只有1.65%。 从下面有关1839-1899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的图2 和前面有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的图1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以当时价格计算，我们眼前出现的是战时经济繁荣和战后1870年代的衰退。 可是用不变的1860年价格计算，那又是另一番图景：我们看到的是战时经济停滞和战后1870年代的增长。 正如罗杰?L?冉森姆所言，“尽管他们肯定知道战时的通货膨胀和1870年代的通货紧缩，对于当时人和很多历史学家来说，得出战争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并不奇怪。 ” ，通货膨胀使实际工资下跌，从而导致利润增加，是一些学者认为内战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但现在有的经济史学家对实际工资下跌是否一定与利润增加相联系表示怀疑，有的则认为即便有联系其实际作用也不象过去估计的那样大。 威斯利?C?密契尔在1903年曾指出：“内战期间实际利润不同寻常地高，….. 是因为实际工资、租金和利息都低。 ”据他计算，实际工资指数从1860年1月的100上升到1861年7月的104以后，在战争期间大幅度下降，到1865年1月跌到了67。 后来赞成比尔德和海克观点的学者便以此为根据，论证内战中通货膨胀造成的工资滞后使实际利润上升，结果刺激了工业的发展。 问题是实际工资下降不一定导致利润上升，因为造成实际工资减少的原因也许不是引起收入再分配（工资滞后）的通货膨胀，而是其他的缘由。 例如，劳工素质下降就可能是一个原因。 不过，学者们没有关于劳工素质的可靠史料来加以证实或否认。 瑞本?A?科瑟尔和阿明?A?爱尔琴则认为，导致实际工资下降的原因可能是美国对外贸易形势恶化和战时税收的增加。 然而其他学者觉得他们尚缺乏有关这两个因素与实际工资关系的足够资料数据。 史蒂芬?迪卡纽和玖尔?莫基洱在1977年尝试把意料之外的通货膨胀造成的工资滞后与其他因素造成的实际工资下跌分开来。 结果他们发现1861年没有工资滞后，但在整个内战期间实际工资下降有47%是因为通货膨胀造成的工资滞后引起的。 这就是说战时实际工资下跌的确有利于收入再分配向资方的倾斜，即利润的增加。 不过，杰雷米?阿塔克和彼德?帕瑟尔指出，内战中只有28%的劳工在制造业工作，靠通货膨胀把他们微薄的收入转移到利润上的数额即便有，也相当有限。 除了分析统计数据以外，学者们对内战中政治权力转移所产生的经济影响也作了新的探讨。 事实上，比尔德和海克在立论时就非常强调这种影响。 海克在《美国资本主义的胜利》一书中明确指出：这些经济立法如果没有内战和它所带来的政治权力转移是否就无法在国会通过，是一个尚有商榷余地的问题，但不是关键所在。 关键在于内战中通过的这些立法对经济的影响是不是具有形成分水岭的作用。 内战中共和党人占统治地位的国会从1861年就开始通过增加关税的法案，到1865年关税收入翻了一倍。 经济史学家们承认，增加关税无疑是共和党内主张保护本国工业发展的派别的胜利。 不过，关税保护主义的作用不宜夸大，因为关税是当时联邦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 当战争开支猛增的情况下，政府求助于关税，并没有什么破天荒的地方。 事实上，当时关税税率的增速还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 据黑哲?C?理查逊对内战中共和党经济政策所作的最新研究，1861年关税法的主要起草人共和党众议员杰思亭?史密斯?莫里尔虽然主张关税保护，但他反对以牺牲农业利益来保护工业利益。 因此，莫里尔关税法案增加的不仅是制造业关税，而且包括农业与矿业关税，兼顾了南部与西部的利益。 南部参议员在1860年反对它，害怕的就是其政治吸引力。 1862年关税法和1861年一样，仍然是全面增税，不过农业关税的增加对农场主已无好处可言。 因为此时的北部基本上已不进口农产品，倒是有大量农产品出口。 1864年关税法也大体如此，莫里尔第一次承认他提出的法案保护了工业，但他强调关税并非“没有节制或者高得无人敢于问津”。 1865年以后，战时的高关税被保持下来。 受到关税保护的部们固然是受益了，但整个经济的增长是否也得益于高关税政策呢？这是一个经济史学家至今都难以回答的问题。 斯坦利?L?英格曼和肯尼思?L?索科洛夫最近曾指出：“尽管长期以来关税对工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就引人关注，有关它们作用方向和规模的根本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其所以进展不大，有部分原因在于这个问题在理论上的复杂性和获得适当的经验度量的困难性。 另一个因素则是学者们在如何估量关税保护的作用上意见分歧。 ”以关税问题权威学者弗兰克?W?陶星为代表的传统观点认为，关税对整个制造业的成长起的作用很小。 近年来的研究则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挑战。 不过，当学者们肯定关税的正面作用时，他们一般都注目于内战前的时代，因为那时很多工业部门还处于幼年时期。 内战以后的高关税则是在美国工业已经走向成熟的时代实施的，如何评价又是一个问题。 美国学术界对此还缺乏系统的研究与。 不过，杰弗里 . G. 威廉姆逊倒是指出了内战及其以后的关税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一个正面作用。 从他提供的表3可以看出，资本商品的相对价格在内战及其以后有大幅度下跌。 这自然刺激了投资，加速了固定资本的形成。 问题是资本商品相对价格下跌的原因何在。 不少经济史学家认为答案还不清楚。 威廉姆逊则提出了一种看法。 他说原因在关税。 因为关税保护的是制成品，而不是资本商品和中间产品。 资本商品中最明显的例外是钢铁类，不过威廉姆逊认为受到关税保护的钢铁成本在耐用商品总成本中占的比例很小。 所以总的说来，缺乏关税保护的资本商品的相对价格要比制成品低。 这是不是对资本商品价格下降恰当的解释呢？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原因呢？我们现在从经济史学家的研究中还难以找到答案。 表内战中的银行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战时财政开支压力下通过的。 财政部长蔡斯在动员银行认购国债时遇到困难，乃于1861年建议国会进行货币银行方面的改革，削弱由州政府发给许可证的现行州许银行体系，代之以由联邦政府发给许可证的新的国许银行体系。 新的国许银行必须购买政府债券存于财政部，换取统一的银行券。 1863和1864年通过的国许银行法就是旨在建立这样一个新的银行体系，既有利于债券的销售，又可以削弱州许银行体系，并进而统一货币。 为了加强金融系统的稳定性，这两个法律对开办国许银行的资产和准备金也作了比较高的要求，而且在银行业务范围上多有限制。 结果很多州许银行不肯就范，拒绝换取联邦政府的银行许可证。 这样，国会不得不在1865年3月决定对州许银行的银行券征税10%，使之几乎无利可图。 在这种情况下，州许银行才被迫纷纷改为国许银行。 到1866年，国许银行从1863年的63家增加到1644家，其流通银行券价值高达2亿8千万美元，州许银行则从战前的1600多家下降到297家，1868年更是跌到最低点：247家。 内战期间联邦政府立法支持横贯大陆大铁路的修建，功过如何评价？这是经济史学家们很感兴趣的问题，而且讨论了多年。 那些赞成联邦政府给铁路公司以土地赠与和补助的人所持有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所谓“超前建设”。 “超前”的意思是指当时如果完全靠私人投资建铁路尚难谋利，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机会成本高于私人回报，即把钱用于修铁路不如进行其他投资。 在私人回报不高而社会回报很高的情况下，政府当然应该通过土地赠与等手段来刺激私人投资进行铁路建设。 事实是否如此？罗伯特?W?佛格尔就此对联邦太平洋公司作了研究。 他发现按照帐面记载计算，联邦太平洋公司在1870-1879年的平均回报率为5.1%，而当时好的公司债券回报率在5%-7%之间浮动，政府资助似乎确有必要。 问题是联邦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帐面开支不仅包括现金开支，还包括倡导铁路者的利润和公司债券的折扣。 净收入又是以当时美元计算，而1870-1879年是价格猛跌的时期。 佛格尔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重新计算后发现，公司平均回报应为11.6%，高于机会成本。 劳埃德?墨塞尔对其他几家大铁路公司的回报与机会成本也作了一个计算，列出下表： 表4: 铁路投资回报和资本机会成本至于1862年宅地法，它显然不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土地法案，而是1800年以来逐渐放松的联邦土地政策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这项土地立法长期以来就有学者加以批评。 保罗?W?盖茨在1930年代就认为过于宽松的土地政策导致了投机、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和佃农制的扩展，而不是杰佛逊梦想的小农土地所有者的乐园。 西奥多?萨洛托思则批评这种土地政策把劳工和资本吸引到农业部门，对制造业在资源上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在这个问题上，倒是罗伯特?W?佛格尔和杰克?热特勒两位经济史学家利用经济理论模型论证了联邦土地政策对整个经济的积极作用。 不过，他们并未专门讨论宅地法的影响。 据 《美国历史统计》提供的数字，在宅地法实施后获得土地的农户中最后能真正靠农场为生的只占40%。 另外，把土地赠与各州开办农业和机械院校的1862年莫里尔法虽备受好评，但它和宅地法一样绝非具有转折性的创新之举。 早在1787年土地条例中，每个镇丈量好的36块土地中的第16块就一律定为公共教育用地。 后来联邦政府赠地给州办学也不乏其例。 最后还要提一下的是1864年契约劳工法，它除了有助于引进华人劳工修铁路，或者偶尔被用以招募国外熟练技工来美破坏罢工以外，此后很少沿用。 因此，契约劳工法对于美国劳工移民的多少从未产生过重大影响，更不会形成什么分水岭。
美联储3000亿收购国债 中国2万亿外储为什么损失？具体点解释，谢谢
中国的外储会不会损失现在是不能知道的，要看美联储是拿流动金来收购国债，还是帐面资金，如果是流动金，那么美元还会升值，如果只是支票，没能影响，如果是印钞那美元贬值是一定的，现在还没那一个所谓的经济学家可以确定。 你先了解一下美国的一些相关信息吧美国联邦储备系统 (Federal Reserve System，简称Fed)负责履行美国的中央银行的职责，这个系统是根据《联邦储备法》(Federal Reserve Act)于1913年成立的。 这个系统主要由联邦储备委员会，联邦储备银行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等组成。 主要职责 1、制定并负责实施有关的货币政策； 2、对银行机构实行监管，并保护消费者合法的信贷权利； 3、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 4、向美国政府，公众，金融机构，外国机构等提供可靠的金融服务。 [编辑本段]联邦储备委员会联邦储备系统的核心机构是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 Board，简称美联储；它的全称叫 The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即联邦储备系统管理委员会，也可以称之为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它是一个联邦政府机构，其办公地点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Washington D.C.) 。 该委员会由七名成员组成( 其中主席和副主席各一位，委员五名)，须由美国总统提名，经美国国会上院之参议院批准方可上任，任期为十四年( 主席和副主席任期为四年，可连任 ) 。 [编辑本段]美联储的基本职能1、通过三种主要的手段(公开市场操作，规定银行准备金比率，批准各联邦储备银行要求的贴现率)来实现相关货币政策； 2、监督，指导各个联邦储备银行的活动； 3、监管美国本土的银行，以及成员银行在海外的活动和外国银行在美国的活动； 4、批准各联邦储备银行的预算及开支； 5、任命每个联邦储备银行的九名董事中的三名； 6、批准各个联邦储备银行董事会提名的储备银行行长人选； 7、行使作为国家支付系统的权利； 8、负责保护消费信贷的相关法律的实施； 9、依照《汉弗莱。 霍金斯法案》(Humphrey Hawkins Act)的规定，每年 2月20日及7月20日向国会提交经济与货币政策执行情况的报告(类似于半年报)； 10、通过各种出版物向公众公布联邦储备系统及国家经济运行状况的详细的统计资料,如通过每月一期的联邦储备系统公告(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11、每年年初向国会提交上一年的年度报告(需接受公众性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及预算报告(需接受美国审计总局的审计)； 12、另外，委员会主席还需定时与美国总统及财政部长召开相关的会议并及时汇报有关情况，并在国际事务中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编辑本段]联邦储备银行联邦储备银行区域由国会组建的作为国家的中心银行系统的操作力量的12个联邦储备银行,是按照1913年国会通过的联邦储备法，在全国划分12个储备区，每区设立一个联邦储备银行分行。 每家区域性储备银行都是一个法人机构，拥有自己的董事会。 会员银行是美国的私人银行，除国民银行必须是会员银行外，其余银行是否加入全凭自愿而定。 加入联邦储备系统就由该系统为会员银行的私人存款提供担保，但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存款准备金，对这部分资金，联邦储备系统不付给利息。 在克林顿竞选总统之前，美联储就已经运用货币政策这一“唯一杆杆”对经济进行调控，即把确定货币供应量作为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并正式决定每6个月修订一次货币供应量目标。 l993午7月，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突然宣布，今后以实际利率作为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这是由于美国社会投资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大量流动资金很难被包括在货币供应量之内。 使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必然联系被打破，因此以“中性”的货币政策促使利率水平保持中性。 对经济既不起刺激、也不起抑制作用、从而使经济以其自身的潜在增长率在低通胀预期下增长，进一步考察。 美联储是以实际年经济增长率为主要标准作为调整利率主要依据的、全部政策安排以逆向思维为基本出发点。 美联储认为、美国劳动力年均增长率为1.5％、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1％、因此，美国潜在的年经济增长率认为2.5％左右，美联储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调控利率、使年经济增长率基本稳定在2.5％左右。 以解除通胀之忧。 [编辑本段]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The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简称 FOMC)。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是联邦储备系统中另一个重要的机构。 它由十二名成员组成，包括:联邦储备委员会全部成员七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其它四个名额由另外 11个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轮流担任。 该委员会设一名主席 (通常由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担任)，一名副主席(通常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担任)另外，其它所有的联邦储备银行行长都可以参加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讨论会议，但是没有投票权。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最主要工作是利用公开市场操作(主要的货币政策之一)，从一定程度上影响市场上货币的储量。 另外，它还负责决定货币总量的增长范围(即新投入市场的货币数量)，并对联邦储备银行在外汇市场上的活动进行指导。 该委员会主要的决定都需通过举行讨论会议投票产生，它们每年都要在华盛顿特区召开八次例行会议，其会议日程安排表每年都会向公众公开。 而平时，则主要通过电话会议协商有关的事务，当然，必要时也可以召开特别会议。 [编辑本段]美国联邦储备局介绍美国联邦储备局(FED)为美国最高货币政策主管机关，负责保管商业银行准备金、对商业银行贷款及发行联邦储备券。 FED共分三层组织，最高为理事会，其下是12 个联邦储备银行和各储备银行的会员银行。 美国联邦储备局以「独立」和「制衡」为基本原则。 在制衡方面，该局的七名理事(包括主席、副主席在内)悉由总统提名，并需经参议院同意。 对于货币政策的决议，如调高或调低再贴现率，采用合议兼表决制，一人一票，并且为「记名投票」，主席的一票通常投给原本已居多数的一方。 总统固然可以掌握理事与主席、副主席的提名，但一经参院通过，任期长达十四年，最多可能历任五任总统。 至于独立性方面，FED以人事独立与预算独立最为人称道，除理事会之外，另外还设有联邦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FOMC)，负责较长期的货币决策并依据外汇指导原 则、外汇操作之授权作业与外汇操作程序进行外汇操作。 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市场的强势地位，美国联邦储备局在外汇市场的干预行动尤受汇市瞩目。 日圆因贸易顺差而大涨时，日本央行如果要成功干预汇市，最好获得美联储的协助和配合。 联邦储备局也是制定美国货币政策的首脑机关，1993年10月起，美国经济景气快速攀升，有引发通膨之虞，多亏当时也是现任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格林斯潘(Green Spain)在不顾民意及政治压力下，连续七次调高重贴现率，使美国经济软着陆成功，免于通货膨胀的威胁。 不算夸张地说，直到今天，中国可能也没有几个经济学家知道美联储其实是私有的中央银行。 所谓“联邦储备银行”，其实既不是“联邦”，更没有“储备”，也算不上“银行”。 多数中国政府的官员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是美国政府发行着美元，实际情况是，美国政府根本没有货币发行权！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后，美国政府最终丧失了仅剩的“白银美元”的发行权。 美国政府要想得到美元，就必须将美国人民的未来税收（国债），抵押给私有的美联储，由美联储来发行“美联储券”，这就是“美元”。 [编辑本段]美国联邦其他许多年以来，究竟谁拥有美联储一直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 美联储自己总是支吾其词。 和英格兰银行一样，美联储对股东情况严守秘密。 众议员赖特.帕特曼（WrightPatman）担任众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主席长达40年，在其中20年里，他不断地提案要求废除美联储，他也一直在试图发现究竟谁拥有美联储。 这个秘密终于被发现了，《美联储的秘密》一书的作者尤斯塔斯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研究终于得到了12个美联储银行最初的企业营业执照（OrganizationCertificates），上面清楚地记录了每个联储银行的股份构成。 美联储纽约银行是美联储系统的实际控制者，它在1914年5月19日向货币审计署（ComptrolleroftheCurrency）报备的文件上记录着股份发行总数为股，其中：洛克菲勒和库恩雷波公司所控制下的纽约城市国家银行（NationalCityBankofNewYork），即花旗银行前身，拥有最多的股份，持有股；JP摩根的第一国家银行（FirstNationalBank）拥有股；当这两家公司在1955年合并成花旗银行后，它拥有美联储纽约银行近四分之一的股份，它实际上决定着美联储主席的候选人，美国总统的任命只是一枚橡皮图章而已，而国会听证会更像一场走过场的表演。 保罗.沃伯格的纽约国家商业银行（NationalBankofCommerceofNewYorkCity）拥有股；罗斯切尔德家族担任董事的汉诺威银行（HanoverBank）拥有股；大通银行（ChaseNationalBank）拥有6000股；汉华银行（ChemicalBank）拥有6000股；这六家银行共持有40%的美联储纽约银行股份，到1983年，他们总共拥有53%的股份。 经过调整后，他们的持股比例是：花旗银行15%，大通曼哈顿14%，摩根信托（MorganGuarantyTrust)9%，汉诺威制造（ManufacturersHanover）7%，汉华银行（ChemicalBank）8%。 美联储纽约银行注册资本金为一亿四千三百万美元，上述这些银行究竟是否支付了这笔钱仍然是个谜。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他们只付了一半现金，另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他们根本没出任何现金，而仅仅是用支票支付，而在他们自己所拥有的美联储的账户上只是几个数字的变动而已，美联储的运作其实就是“以纸张做抵押发行纸张”。 难怪有的历史学家讥讽联邦储备银行系统既不是“联邦”，又没有“储备”,也不是银行。 1978年6月15日，美国参议院政府事务委员会（GovernmentAffairs）发布了美国主要公司的利益互锁问题的报告，该报告显示，上述银行在美国130家最主要公司里拥有470个董事位置，平均每个主要公司里有3.6个董事位置属于银行家们。 其中，花旗银行控制了97个董事席位；JP摩根公司控制了99个；汉华银行控制了96个；大通曼哈顿控制了89个；汉诺威制造控制了89个。 1914年9月3日，纽约时报在美联储出售股份的时候，公布了主要银行的股份构成：纽约城市国家银行发行了股票，杰姆斯.斯蒂尔曼拥有股；JP摩根公司；威廉.洛克菲勒股；约翰.洛克菲勒1750股；纽约国家商业银行发行了股票，乔治.贝克拥有股；JP摩根公司7800股；玛丽.哈里曼5650股；保罗.沃伯格3000股；雅各布.谢夫1000股，小JP摩根1000股。 大通银行，乔治.贝克拥有股。 汉诺威银行，杰姆斯.斯蒂尔曼拥有4000股；威廉.洛克菲勒1540股。 从1913年美联储建立以来，无可辩驳的事实显示了银行家们操纵着美国金融命脉、工商业命脉和政治命脉，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 而这些华尔街的银行家都与伦敦城的罗斯切尔德家族保持着密切联系。 不为人所知的联邦咨询委员会联邦咨询委员会是保罗.沃伯格精心设计的一个秘密的遥控装置来操控美联储董事会。 在美联储90多年的运作中，联邦咨询委员会非常出色地实现了保罗当年的构想，几乎没有人注意过这个机构和它的运作，也没有大量文献可供研究。 1913年格拉斯议员在众院大力推销联邦咨询委员会的概念，他说：“这里面不可能有什么邪恶的东西。 每年（联储董事会）与银行家的咨询委员会谈四次，每个成员代表自己所在的联储地区。 我们还能比这种安排更加保护公众的利益吗？”格拉斯议员自己就是银行家，他没有解释或提供任何证据来表明银行家在美国的历史上何曾保护过公众的利益。 联邦咨询委员会由12家联储地区银行各推选一名代表组成，每年在华盛顿与美联储董事会的成员会谈四次，银行家们向美联储的董事们提出各种货币政策的“建议”，每名银行家都代表本地区的经济利益，每人都有相同的投票权，在理论上简直无懈可击，但在银行业激烈残酷的现实中却全然是另一套“潜规则”。 难以设想一个辛辛纳提的小银行家和保罗.沃伯格、摩根这样的国际金融巨头坐在一个会议桌前，向这些巨头提出“货币政策的建议”？这两个巨头中的任何一个随便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支票划上两笔就足以使这个小银行家倾家荡产。 事实上，12个联储地区中的每一个中小银行的生存都完全取决于华尔街的五大银行巨头的恩赐，五巨头有意地把和欧洲银行的大笔交易化整为零交给自己的在各地的“卫星银行”去办理，“卫星银行”为得到这些高回报的生意自然更加俯首帖耳，而五巨头也拥有这些小银行的股份。 当这些“代表各自地区利益”的小银行们和五巨头坐在一处探讨美国货币政策的时候，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就能知道探讨的结果了。 尽管联邦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对美联储的董事决策没有强制约束力，但是华尔街五巨头每年四次不辞劳苦地跑到华盛顿不会是仅仅和联储的几位董事喝喝咖啡。 要知道，像摩根这样身兼 63个公司的董事职务的超级大忙人，如果他们的“建议”得不到任何考虑，而他们仍然乐此不疲地来回奔波，那实在是奇怪之极了。 债务美元是怎样“炼成”的作为非金融专业的读者，可能需要反复阅读以下的内容，才能完全理解美联储和银行机构的“造钱过程”。 这是西方金融业最核心的“商业机密”。 由于美国政府没有发币权，而只有发债权，然后用国债到私有的中央银行美联储那里做抵押，才能通过美联储及商业银行系统发行货币，所以美元的源头在国债上。 第一步，国会批准国债发行规模，财政部将国债设计成不同种类的债券，其中一年期以内的叫做T-Bills(TreasuryBills)，2-10年期的叫T-Notes，30年期的叫T-Bonds。 这些债券以不同的频率在不同的时间里，在公开市场上进行拍卖。 财政部最后将拍卖交易中没有卖出去的国债全部送到美联储，美联储照单全收，这时美联储的账目上将这些国债记录在“证券资产”（SecuritiesAsset）项下。 因为国债由美国政府以未来税收作为抵押，因此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可靠的资产”。 当美联储获得了这一“资产”之后，就可以用它产生一项负债（Liability），这就是美联储印制的“美联储支票”。 这是“无中生有”的关键步骤。 美联储开出的这第一张支票背后，没有任何金钱来支撑这张“空头支票”。 这是一个设计精致和充满伪装的步骤，它的存在使政府拍卖债券时更加易于控制“供求”，美联储得到借钱给政府的“利息”，政府方便地得到货币，但又不显露大量印钞票的痕迹。 明明是空手套白狼的美联储，在会计账目上竟然是完全平衡的，国债的“资产”与货币的“负债”正好相等。 整个银行系统被巧妙地包裹在这一层外壳之下。 正是这一简单而至关重要的一步，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不公正。 人民的未来税收被政府抵押给私有中央银行来“借出”美元，由于是向私人银行“借钱”，政府就欠下了巨额利息。 其不公体现在：一，人民未来的税收不应被抵押，因为钱还没有被挣出来，抵押未来必然导致货币购买力贬值，从而伤害了人民的储蓄。 二，人民的未来税收更不应该抵押给私有中央银行，银行家们在几乎完全不出钱的情况下，就突然拥有了人民未来税收的承诺，这是典型的“空手套白狼”。 三，政府凭白无故地欠下巨额利息，这些利息支出最终又成为人民的负担。 人民不仅莫名其妙地被抵押了自己的未来，而且现在就要立刻交税来偿还政府欠私有中央银行的利息。 美元的发行量越大，人民的利息负担就越重，而且世世代代永远无法还清！第二步，当联邦政府收到并背书美联储开出的“美联储支票”后，这张神奇的支票又被存回美联储银行并摇身一变，成了“政府储蓄”（GovernmentDeposits）并存在政府在美联储的账户上。 第三步，当联邦政府开始花钱，大大小小的联邦支票构成了“第一波”货币浪潮涌向经济体。 收到这些支票的公司和个人纷纷将它们存到自己的商业银行账户上，这些钱又变成了“商业银行储蓄 ”（CommercialBankDeposits）。 此时的它们呈现出“双重人格”，一方面它们是银行的负债，因为这些钱属于储户，早晚要还给别人。 但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构成银行的“资产”，可以用于放贷。 从会计账目上一切都还是平衡的，同样的资产构成了同样的负债。 但是，商业银行在此开始借助“部分准备金 ”（FractionalReserveBanking）这一高倍放大器，开始准备“创造”货币了。 第四步，商业银行储蓄在银行账目上被重新分类为“银行储备”（BankReserves）。 此时，这些储蓄已经由银行的普通“资产”，一跃为生钱种子的“储备金”。 在“部分准备金”体系之下，美联储允许商业银行只保留其 10%的储蓄做“储备金”（一般而言，美国银行只保留相当于总储蓄额的 1%到 2%的现金和8%到9%的票据在自己的“金库”里，作为“储备金”），而将90%的储蓄贷出。 于是，这90%的钱就将被银行用来发放信贷。 这里面存在着一个问题，当90%的储蓄被贷款给别人之后，原来的储户如果写支票或用钱怎么办？其实，当贷款发生的时候，这些贷款并不是原来的储蓄，而是完全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来的“新钱”。 这些“新钱”使银行拥有的货币总量比“旧钱”立刻增加了90%。 与“旧钱”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新钱”可以为银行带来利息收入。 这就是“第二波”涌到经济体中的货币。 当“第二波”货币回到商业银行中时，就产生了更多波次的“新钱”创造，其数额呈递减趋势。 当“第 20几个波次”结束时，一美元的国债，在美联储和商业银行的密切协同下，已经创造出了 10美元的货币流通增量。 如果，国债发行量及其创造货币的余波所产生的货币流通增量大于经济增长需要时，所有“旧钱”的购买力都会下降，这就是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当2001年到2006年，美国新增了3万亿美元国债时，其中相当部分直接进入了货币流通，再加上多年前的国债赎买和利息支付，所造成的后果就是美元剧烈贬值和大宗商品、房地产、石油、教育、医疗、保险价格的大幅上涨。 但是，大多数增发的国债并没有直接进入银行系统，而是被外国中央银行，美国的非金机构，和个人所购买。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购买者花的是已经存在的美元，所以并没有“创造出”新的美元。 只有当美联储和美国的银行机构购买美国国债时，才会有新美元的产生，这就是美国能够暂时控制住通货膨胀的原因。 不过，掌握在非美国银行手中的国债，迟早会到期，另外利息也需要半年支付一次（30年国债），这时，美联储将无可避免地造出新美元。 [编辑本段]美联储的性质美国建国虽然才短短200多年，但光光是货币史，讲起来就可以无穷无尽。 经济学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经典著作《美国货币史1867-1960》，洋洋洒洒800多页，也只讲了个历史片段的概要，可见经济和货币历史的复杂。 美国建国之后的1791年，在当时的财政部长、天才式人物汉密尔顿的强烈支持下，第一个中央银行成立，但是这家央行在20年后就消失了。 随后成立于1816年的第二家央行，也在1836年在当时的总统杰克逊的反对下消失。 从那以后一直到1913年的80来年间，美国的经济是在没有央行的情况下运行的。 缺少了央行，就无法动用适当的货币政策调节经济，并且，没有了最后的贷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金融系统也更容易出问题。 试想一下，如果世界各国缺少了央行，本次危机中破产的恐怕将远远不止雷曼兄弟这一家。 1836年后美国经济，正是处在这种不稳定的状态下。 到了1907年，蔓延的危机把美国的金融系统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好在当时的金融巨头摩根（J.P. Morgan）及时出手，凭借一人之力，扮演了央行的角色，挽救了整个系统。 自此之后，美国政府和国会更加感觉到建立一家央行的必要。 国会在1913年通过了联邦储备法案（the Federal Reserve Act），并由威尔逊总统签字通过成为正式法律。 联储法案授权组建中央银行，美联储正式诞生。 这是判断美联储是否是私有机构的第一个事实：从成立之初，美联储就是一家由国家立法成立的机构。 但是，美联储确实有私有机构的假象。 整个联储系统，由处于核心的联储委员会（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和12家位于全国各地的分行组成。 这12家分行，由当地的私有商业银行参股组成，一看之下，联储分行很像股份公司。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又需要从美国的历史讲起。 笔者在以前文章中提到过，美国的诞生，是13个原英国殖民地互相妥协的结果，因此，这个国家的基因中充满了各方利益的妥协。 决定向英国开战是各个殖民地妥协商议的结果，宪法的诞生和国家的成立是独立后的殖民地投票妥协的结果，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设置是妥协的结果，用选举人团制度、而不用大众选票多寡来选举总统也是妥协的结果。 联储法案的产生，自然也是一个妥协的结果。 1836年后，美国的银行业相对处于一种自由状态，遍地都开起了银行。 到美联储成立以后的1920年，美国的银行数量还高达3万来家，比全世界其他国家加起来的数量还要多。 这些银行，自由自在了80来年，如何能轻易接受中央政府的监管？在美国，一个法案要通过，是需要来自各地的参议员和众议员投票同意的，不向各地利益妥协的法案，就无法获得通过。 每家银行都有各自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作代言人，如果没有大多数的议员同意法案，联储系统就会难产。 于是，就像在宪法中设计出选举人团制度一样，联储法案也设计了一种向各地银行妥协的制度。 为了兼顾分布各地的私有银行的利益，法案把美国分为12个区并成立12家联储分行。 分行由当地银行参股，分行的董事会由参股银行投票选举，并且，参股银行还可以每年获得分红。 这一系列规定，都是为了兼顾地方利益。 从这些规定来看，美联储系统确实带有私有的假象。 但是法案的条款远不止这些。 联储的最高权利机构是位于华盛顿的联储委员会和联邦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FOMC），前者的7名委员全部由美国总统任命，其中包括委员会主席。 FOMC是联储的利率决定机构，由12名委员组成，其中，7位联储委员会成员是FOMC的常任委员，在投票表决的时候占有绝对多数的优势。 FOMC的另5名委员由联储分行主席轮流担任。 需要指出的是，分行主席虽然由各参股银行推选，联储委员会对分行主席的任用有最终的否决权。 由此可见，虽然联储法案向地方利益作了妥协，但是联储系统的核心权利仍然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上。 更重要的是，入股银行虽然能分得红利，但是，法案限定红利的利率为每年6%，联储多余的收入，需要统一移交国库。 另外，凡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只有政府机构才能在网站上以GOV结尾。 以上说明，第一，美联储是妥协地方利益后才得以成立的机构，也的确有股权私有化；第二，联储形式上是私有股份公司,但从根本上受美国政府控制，可以认为是美国的中央银行；第三，联储法案规定，美联储的责任是维护经济正常运行并保持价格稳定，也是在为私有公司服务，法案同时保证，联储的运作独立于政府，目的是使得政府无法控制央行的货币发行和货币政策，以保证货币和金融制度的相对独立。 （需要说明的是美国货币发行实行“发行抵押”的制度，通过提供100%质量合格的抵押品使联邦储备券的发行成为具有充分担保的经济发行，同时又不以事先规定的限额为依据，具有相当的弹性。 美国货币发行制度的最大特点是独立性极强。 ）
美国国会正在起草一份禁止新发稳定币的法案，其中有哪些信息值得关注？
美国国会正在起草一份禁止新发稳定币的法案，其中有如下的信息值得关注。
一、禁止新发稳定币的法案
美国众议院正在起草的监管稳定币的立法，将对新算法稳定币实施为期两年的禁令。 议案定义了“内生抵押的稳定货币”，并且规定了这种货币的发行和制造都是违法的。
这个定义将适用于在市场上出售稳定币，它可以按照一定的货币价值进行交换、赎回或回购，而且只在同一创造者的其他数码产品价值基础上保持其固定的价值。
这项议案为稳定货币的经营者提供了两年的宽限期，不需要像美国政府债券那样的现金或者高流动性的资产来担保，以便在改变商业模式后获得批准。
二、稳定币监管时代或将到来
今年上半年，币圈发生了“大地震”，稳定币也变得“不稳定”，最近美国正在起草一项针对数字货币的最新监管法案，稳定币监管时代或将到来。
据媒体报道，美国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和委员会成员共同起草了一项关于稳定货币的法案，该法案要求大多数稳定货币只与现金或现金证券挂钩。
该法案一旦通过，将意味着市值超过1520亿美元的稳定币正式被美国纳入监管范围，“非银行”稳定币的发行商也将受到国家的银行监管者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监督，但预计年内法案落地无望。
三、银行或信用合作社可以发行稳定币
银行或信用合作社可以发行自己的稳定币，但是必须由美国货币监理署和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监督，这两个机构是美国的联邦银行监管机构。 如果未经上述监管机构批准发行稳定币，或将被处以最高五年的监禁和100万美元的罚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