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晤士报》（The Times）是一份具有悠久历史和全球影响力的英国主流日报。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785年，使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以“Times”命名的报纸，为其他如《纽约时报》等后来的“时报”类报纸奠定了在这份分析中，我们将深入探讨《泰晤士报》的历史、影响力、风格变化以及其在新闻集团中的角色。

起源与发展： 英国的《泰晤士报》自创刊之日起，就以其高质量、独立的新闻报道和深度分析著称。早期的《泰晤士报》在政治报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常常影响公众舆论和政治决策。从历史上看，它经历了多次所有权和编辑方针的变革，但始终保持着其作为英国新闻喉舌的重要地位。

政治与经济影响： 《泰晤士报》在英国乃至国际上的政治、经济讨论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不仅报道时事新闻，还深入分析政策背后的逻辑和潜在影响，它的社论和观点文章为读者提供了多维度的思考视角。这份报纸的影响力不仅限于英国本土，还跨越国界，对全球政治和经济发展产生着深刻影响。

风格变迁： 尽管《泰晤士报》以其深度和严肃性自豪，但在商业新闻集团的控股下，它在风格上呈现出一种更加保守这种保守性体现在其对争议话题的处理上，以及在编辑政策上可能更倾向于反映集团的利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保守趋势可能影响到了报纸的公信力和读者基础。

在新闻集团中的角色： 作为新闻集团的一部分，英国的《泰晤士报》不仅是一家报纸，也是一个重要的商业资产。新闻集团对《泰晤士报》的管理可能更侧重于经济效益，这或许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泰晤士报》的风格趋向保守。作为集团的成员，它还需要平衡其传统价值观与现代媒体市场的需求。

总结： 《泰晤士报》的创办标志着英国乃至世界新闻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的历史、影响力以及在其所属的新闻集团中的角色，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了解。面对行业变迁和市场压力，如何保持其新闻的独立性和公信力，是《泰晤士报》需要持续面对的挑战。

读史观天下廿五史解读：晋书解读目录

晋书是一部记录两晋时期中国历史的重要文献，它详细描绘了这一时期的政治变迁、皇室更迭和重要人物的生平。 以下是《晋书》中的关键内容概览：1. 两晋时期，中国历史经历了司马氏家族的崛起和曹魏政权的更替，政治局势动荡不安。 2. 司马氏通过逐步削弱曹魏势力，司马懿、司马昭父子的精心布局，最终由司马炎建立晋朝，取代了曹魏。 3. 晋武帝司马炎即位后，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稳定和统治的政策，试图巩固新生的晋朝政权。 4. “太康之治”是晋武帝后期的盛世，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被誉为一段繁荣时期。 5. 晋惠帝司马衷智力有限，却意外登基，反映了皇位传承中的复杂与意外。 6. “八王之乱”是皇室内部的权力斗争，严重削弱了西晋的统治，导致国家陷入混乱。 7. 晋怀帝司马炽因政治斗争被杀，显示了皇权的脆弱和政治斗争的残酷。 8. “永嘉之乱”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动荡，标志着西晋的衰落和东晋的兴起。 9. 晋愍帝司马邺成为傀儡皇帝，反映了外族势力对晋朝的干预和控制。 10. 西晋的灭亡，伴随着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到来，标志着两晋时代的结束。 11. 东晋的开端，晋元帝司马睿在各方势力的支持下成为首位东晋皇帝，开启了东晋的新篇章。 12. 晋明帝司马绍以其明智与果断，展现了不凡的帝王风范。 13. 晋成帝司马衍的命运波折，反映了东晋初期的内外挑战。 14. 东晋前期的北伐尝试，虽然有进展，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边疆形势。 15. 海西公司马奕的失位，反映了朝廷内部权力斗争的激烈。 ……《晋书》深入探讨了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等多方面内容，为研究两晋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通过阅读《晋书》，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风貌和人物风貌。

论述民国时期政治演变的特征

内容提要 政学会是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派别， 并对中国历史进程发挥过重要影响。 政学会的政治主张，实际上是中国特色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表现； 它所展开的政治活动， 是体制内中国特色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重要政治参与， 其在民初国会中的一系列作为， 对北京民国政府的政治变迁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关键词 政学会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 北京民国政府 政治变迁 政学会是由民国元年国民党分化后形成的一个重要政治派别， 声称以“研究政务、实行改进为宗旨”。 政治主张包括： (1) 对于政权取恬静主义； (2) 对于政治取稳和改进主义；(3) 对于政府取劝告监督主义； (4) 对于各政团取亲善联络主义； (5) 对于会务取公开主义； (6) 对于会员取平等主义。 政学会成员“百分之九十多是两院议员或由议员而入政府者”，因而在国会、政府中的主张与活动， 对北京民国政府的政治变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 1913 年10 月16 日由国民党内稳健派国会议员张耀曾等人受托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提交宪法会议审议。 这部宪法草案因在北京天坛祈年殿起草完成，故又称《天坛宪法草案》。 袁世凯登上大总统宝座后， 悍然下令解散国民党， 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 11 月10日宪法审议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自行解散。 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 1916 年9 月北京宪法会议重新举行， 逐条审议《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由于各派政见不一， 常常围绕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展开论争。 对于省制、定孔教为国教、国会体制等议题， 政学会都发表主张并为之奔走。 省制问题， 主要是如何处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限。 对此， 国会中的研究系和商榷会争论激烈， 主要焦点问题为省制是否入宪、省长应否民选。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反对限制中央集权和加强地方权限。 商榷会则力主将省制写入宪法， 实行省长民选， 其实质是要实行地方自治， 加强省议会与国会权力， 限制北洋势力的集权统治。 10 月20 日宪法审议会讨论省制入宪问题。 研究系议员汤化龙认为， 省制入宪会引发争端，“不但省制加入宪法一层成问题，且会累及宪法难成”。 商榷会议员韩玉辰予以反驳。 12 月4 日已是政学会议员的韩玉辰就省制问题提出4 项方案： 除省长任免问题无庸规定外， 地方制度大纲加入宪法； 宪法公布后， 以制宪手续制定地方制度； 省长由大总统自由任免，加入宪法地方制度大纲； 省长由民选， 加入宪法地方制度大纲， 但表决没有通过。 政学会、商榷会与研究系为此争执不休。 为打破僵局， 政学会代表积极联络其他政团， 提出3 点解决办法： 严守中立；院内冲突之际， 应由院内依法解决； 两院常会及宪法审议会宜维持开会。 由于政学会的调解， 各政团代表开始协商省制大纲。 政学会还与其他政团协商拟出地方制度的16 条草案， 但每当宪法会议审议时， 反对派议员不断提出修正案， 致使地方制度的具体内容没有获得通过。 这样， 省制问题前后共经过9 次讨论， 最终仅以标题形式列入宪法。 尽管省制问题是以标题通过， 但政学会限制集权、维护共和政体的分权主张， 体现了其追求中国政治走上宪政轨道和议会政治的意图。 政学会在这一时期的又一重大活动是反对定孔教为国教。 主张定孔教为国教本是康有为所倡， 张勋也曾联合各省督军致电北京政府拥护这一主张。 1917 年初国会审议宪法第19 条时， 研究系议员再次提出定孔教为国教。 政学会为此举行讨论会，该会主席亦是司法总长的张耀曾发表演说， 一方面对宪法作进一步说明， 提出“宪法之为物， 各国不同， 各有其与国俱存之特殊精神贯注于字里行间”，“宪法非学理的而为历史的，半属法律又半属政治”； 另一方面阐释孔子的伟大，“孔子集先圣之大成”，“实超耶、沸(佛) 而上之， 故其性格功业非第为东洋伟人， 而实古今之世界伟人”， 孔子可谓为“历史信仰之重心”、“国民性之主要成分”、“中华文化之主宰”。 但他认为“孔子非宗教家，不宜定为国教”， 主张“维持 宪法草案原案”， 并得到了会内议员的一致赞同。 由于政学会议员与其他议员的共同努力及社会的广泛呼吁， 2 月20 日宪法审议会上“国教案”被否决。 民初建立共和政体后， 即实行两院制。 由于不同政治派别间的利益纷争，导致政治上的明显分歧。 研究系主张改两院制为一院制，“实质是想缩小国会权限以迎合段祺瑞专制的需要”。 政学会认为， 从理论上说， 两院制与一院制皆有可行的逻辑性，但政治上的事实未必都与逻辑上的结果相符，“主两院制者， 其精要所关， 在防止国会专横与立法轻率二点”。 从实践来看， 我国实行的两院制并无任何毛病发生， 相反实行一院制的国家，“事实无不失败也”，世界各大国无不实行两院制， 因此主张“从世界多数而采两院制”，并多次协商相关政团取得一致。 这一时期， 政学会还主张改组参议院， 目的是“务求参议院之分子， 稍含保守之性质”， 具体办法是：参议员之资格，必设年龄较高之限制(至少必满三十五岁) ； 须别设互选团体选出之议员，如退职、特任文武官及法定学问团体之类； 依现时选举法选出之议员宜减其数； 上院议员总额以一百五六十人为限。 政学会希望参议院网罗各方面人才，“使国内各特团体之分子，悉以其意见表现于国会”， 从而扩大参议院代表的广泛性和影响力。 政学会关于两院制的主张及其活动， 体现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分权思想。 因为， 当时的权力掌握在实行专制的段祺瑞之手，实行分权主义， 有利于扼制北洋势力的集权政治， 对北京民国政府议会政治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 为免遭战火波及， 北京政府奉行中立政策。 1917 年2 月3 日美国宣布对德绝交，并照会中国与美国采取一致立场。 围绕对德问题， 国内各政治派别之间由此展开角逐。 对此国家要事，政学会内部的意见并不一致。 概言之， 其上层及入阁者多取支持态度， 但多数会员坚持获得民意后由国会裁定。 最终因后者占多数，政学会选择了反对参战的立场。 是时， 无论是政府阁员还是地方大员， 政学会均有重要人物入选， 府院也颇重视该会对德问题的态度。 2 月7 日政学会重要成员李根源赴任陕西省长前， 黎元洪设宴送行，“垂询对德宣战案”。 李根源说：“当兹大势所趋，为自身国际地位计， 惟有断然宣战”。 对此，“黎公颇首肯， 惟曰孙先生有反对宣战通电”，李根源主张“派人赴沪疏解”。 2 月11 日政学会开会表决，“对于此次对德外交一致赞助政府”，但同时认为中国外交失败的“最大之弱点可一言以蔽之曰无后援”，因此决定组织外交后援会， 派韩玉辰和李肇甫与其他政团协商。 12 日各政团决定共组外交后援会，次日即通过组织办法。 25 日外交后援会成立，“会中所有人物以议员为限？？会中所有主张，闻纯以政府所定之方针为趋向， 只尽协助之力， 不加非难之语”bp。 显然， 政学会组织外交后援会不仅体现了其自身的政治立场，还试图结集更多的政治力量以支持政府的对德外交。 起初， 府、院均主张对德绝交， 但出发点不一。 黎元洪是为迎合美国， 以使今后个人更多得到美国的支持。 段祺瑞是为迎合日本，意在得到日本的援助以扩充自己实力。 因此， 美国发现日本与段祺瑞的图谋后， 反对中国对德绝交和参战，国务卿兰辛要求芮恩施致电中国表示：“美国政府极感激中国的动向，但他不愿因此而使中国卷入战争的危险”， 黎元洪向来唯英美马首是瞻， 且也畏段祺瑞“假公济私”， 遂由赞同转向反对。 但他并不直接表明态度， 认为对德外交“系关国家生死关头”，政府“应先与代表国民之国会协议”， 国会与政府若主张一致，“彼必不反对”。 他还强调“今次之大战争，实为国家与国家之战争”， 主张“此事之真正决断必出之于人民”。 黎元洪的主张看起来是要反映民意、发挥国会的作用，真正目的是借助国会之力制约政府。 3 月4 日段祺瑞率阁员至总统府，请黎元洪核准对德绝交电文并盖印， 黎元洪要求增加“倘国民反对即作为无效”的内容， 段祺瑞则以“各国亟亟欲我表明态度”为由， 认为难以修正， 黎元洪坚持“不修正则不能发”，段祺瑞负气“拂袖退出”， 下午即辞职赴津。 当日， 政学会召开会员总会讨论外交， 主张加入协约国和对德绝交，“适段辞职赴津之信至， 议决主挽留段”， 同时访晤黎元洪，主张维持段内阁。 由于政学会的斡旋及与其他政团的一致努力， 黎元洪答应让步条件， 段祺瑞6 日晚返京复职。 在此过程中， 政学会的两位阁员也支持对德绝交。 张耀曾指出：“中国当与英、俄、法、意、日五国取同一态度。 ”谷钟秀认为：“如不绝交，恐受人强迫， 体面亦失， 今日姑决定绝交， 来日之事， 容来日讨论之。 ” 由于二人是政学会的领袖，其意见对国会中的政学会议员颇有影响。 参、众两院开会前，政学会均发表通告，宣称政府对德方针， 本会议决赞同，“顷闻政府定期明日赴院报告并征求国会意见”，“务恳届时拨冗出席， 查照本会先后两次议决， 一致主张”。 由于政学会持赞同立场，又极力鼓动两院中的本会议员出席议会并投赞同票， 因而两院开会表决均以多数票通过对德绝交案， 显示了政学会在对德外交问题上的“举足轻重之势”。 对德绝交案通过后，接下来便是宣战问题。 对此， 政学会内部的意见再现分歧。 一些会员认为， 对德宣战“实国家安危所系之大问题”， 主张“政府方面应注意民意”， 对德宣战案“若交到国会则望其可以通过，否则认为国家之不幸”。 因此，他们希望政府慎重考虑对德宣战问题，“勿以此为政争之具，否则有莫大危险”。 这颇引起政府的重视，“故政府亟于疏通”。 5 月3 日段祺瑞以晚餐形式邀请政学会的议员， 说明宣战有“二不得已， 二不必虑，二希望”。 政学会议员李肇甫说， 该会尚未讨论对德宣战问题，“具体的意见此时无从陈述”， 但此事是“自有中国以来第一重大事件， 关系国家兴衰存亡”， 对德宣战案向国会提交“必须盼其顺畅进行”，“苟尚无把握，无宁暂缓”， 希望总理能就议员反对或怀疑之处作明确解释，“斯为立宪的政府应尽之责任”， 对民间舆论竭诚疏通，“俾收举国一致之效”。 5 月6 日段祺瑞特邀政学会李述膺、杨永泰等晤谈， 解答了“外间疑团”，“惟言及有人主张不信任则未答”。 李述膺、杨永泰等再次声称“此事因关系重大，故未议决”，继续奉劝段祺瑞“先求全国人民释疑”。 这些意见， 集中体现了政学会对政府取劝告监督主义、对政治取稳和改进主义的政治主张， 即“不事对立”、“不走极端”。 是时， 政学会多次召开会员总会讨论对德宣战，争论非常激烈， 意见很难统一。 5 日晚开会，“议对德宣战态度， 赞否未决”； 7 日晚再开会， 到会者八十余人， 发言者二十余人之多，“辩论之激越， 为从来所无”，“赞否未表决”； 9 日晚继续召开协议会，赞成与反对两派就对德宣战问题论战约4 小时，“谷钟秀、张耀曾交起说明不得已宣战之理由， 力图融洽反对者之意见，然终无效， 其后票决， 赞否之结果以数人之差， 终归反对派之胜利”。 本来“政府方面有一线之希望者在政学会”， 政学会最终取反对参战立场， 使段内阁“遂愈陷于穷境”。 但是段祺瑞一意孤行， 5 月10 日众议院审查对德宣战案， 段祺瑞导演了让“请愿团”散发传单、“公民团”包围国会的事件， 压迫国会通过宣战案。 针对段祺瑞的这一行为，政学会阁员甚为愤慨， 指出“围绕议会， 压迫议员， 殊非立宪的行动”。 次日， 谷钟秀、张耀曾提出辞职。 谷钟秀在辞呈中称“此等现象， 殊非立宪国家所应有”， 认为“外交问题必因此益增反感，而国内更将责难于政府”。 他们还催促政府“速办免职令， 还我自由身”， 其他阁员也纷纷递交辞呈。 5 月19 日众议院表决暂缓讨论宣战案， 三分之二议员赞成先改组内阁，“实际已构成国会对内阁的不信任”。 因此， 段祺瑞的武力手段非但没能使国会通过宣战案，反而导致内阁成员辞职和国会对政府的不信任， 5 月23 日段祺瑞被免职，实是弄巧成拙。 三 政学会是由民国元年国民党分化后形成的重要派别， 但与之已有较大不同。 作为一个新的政治派别， 政学会成立之初就极力在国会和政府中就一些重大的政治、外交问题提出主张、开展活动，显示出强烈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改造意识， 为民初政坛增添了新的血液和活力。 他们的政治主张及活动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其他政治派别的赞同和支持， 进而推动和影响了北京民国政府的政治变迁及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 政学会围绕省制、定孔教为国教、国会体制等提出的主张及活动， 体现了反对集权和强调“权力制衡”的思想倾向，追求的是分权主义议会政治的道路，表明政学会继承了民国元年国民党的自由派传统。 分权主义的议会政治道路， 是中国特色资产阶级自由派实现自身价值， 推行政治纲领以及最少风险公开行动的最佳选择。 因为，走分权主义的议会政治道路， 可以通过议会立法的民意化， 使自己的纲领变成当权者的主张； 通过行政手段的法治化， 使自己虽不居其位， 但得行其是； 通过议会政治分权原则的司法独立化，可以避免和其他政治势力在发生利益分歧时正面对抗； 通过宪法规定有任期限制的首长对军队的统率权， 避免个人私有军队， 而使军队国家化。 围绕对德参战问题， 政学会的主张及活动直接影响了国会能否通过对德绝交与宣战案， 由于其对内阁的支持和积极斡旋，段祺瑞辞职赴津后又返京复职； 其阁员的辞职又引发政府危机和段内阁的垮台， 由此可见政学会对北京民国政府的政治变迁颇有重要影响。 政学会最终取反对参战的立场， 实因其以岑春煊出任四川督军作为帮助政府通过宣战案的交换条件遭到段祺瑞的毅然拒绝，即是说政学会“借机扩充本派势力的条件未能得到段的同意”。 他们的打算是，“拥戴岑春煊为领袖， 谋取地方实权， 以求将来发展”。 因此， 以岑春煊督川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目标。 可见，获得实际政治权力始终是政学会极力追求的目的， 无论在国会还是在内阁都是如此， 而对德外交恰好为政学会寻求发展提供了机会。 政学会一度支持段祺瑞政府对德绝交， 是因为段祺瑞内阁中政学会有两名阁员，同时祺瑞段拥有北洋军事实力， 若能借助必有利于实现其政治目的。 但面对段祺瑞的暴力举动， 政学会认为是“玷及政府， 耻在历史”的事件， 是对北京民国政府分权主义议会政治的破坏，因此选择与其分道扬镳。 而黎元洪提出对德宣战与否， 政府“应先与代表国民之国会协议”， 真正的决断“必出之于人民”； 政学会认为“但须府院国会一致”， 并多次强调“政府方面应注意民意”，此后二者的主张渐趋一致。 再者， 黎元洪对民初建立共和政体有功， 于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恢复共和有劳， 政学会能在国会有一定力量和影响， 在北方获得较大发展，“皆黎氏提携之力”，同时也与黎元洪进行了较好的合作。 政学会对德宣战态度的演变过程， 明确地反映了其“不走极端”、“不事对立”、“不崇拜个人”和“难进易退”的政治主张，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属性， 是体制内中国特色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一次重要政治参与。 其在民初国会中的一系列作为， 对北京民国政府的政治变迁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东晋门阀政治之大变局时代的现实映照（三）

东晋门阀政治之大变局：谢灵运的传奇与教训

在探索东晋门阀政治的变迁中，我们不得不提及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谢灵运。 他的人生，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东晋晚期世家豪门的兴衰和现实的复杂性。

一、世家荣光与谢灵运的崛起

谢灵运出生于陈郡谢家，这个家族在琅琊王氏、颖川庾氏之后，凭借谢裒的卓越贡献，成为东晋朝廷的重要支柱。 谢裒的文才武略，以及他哥哥谢鲲的太常封号，奠定了谢氏豪门的地位。 谢安更是凭借家族的荫庇，隐退后在淝水之战中发挥关键作用，谢家的影响力达到了顶峰。

二、谢安之后的谢氏家族

谢安之后，谢家开始通过联姻巩固权力，与王家、桓氏紧密相连。 谢玄作为北府兵的创始人，不仅在军事上立下汗马功劳，还育有一子谢灵运，他的人生轨迹注定不同寻常。 然而，正是这种世家的优越，也成了他日后悲剧的根源。

三、谢灵运的快意与放纵

谢灵运的出生，便注定了他的人生起点极高。 他继承了康乐公的爵位和家族财富，少年得志。 然而，他性格豪奢，追求与众不同，不满于仅做文官，却缺乏对权力规则的敬畏。 他的才华与放纵，最终让他在权力斗争中走向了末路。

谢灵运的悲剧并非偶然，他未能妥善处理个人欲望与现实责任的关系。 他的人生启示我们，无论出身如何，过度的自我膨胀和无视规则，都将导致严重的后果。 道家的阴阳理论在这里得到了生动的体现，过度的阳刚与放纵，最终导致了他的阴暗面暴露无遗。

四、教训与启示

谢灵运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使在最优越的环境中成长，也需要平衡自我与社会的界限，尊重规则，懂得感恩。 只有这样，才能在繁华背后找到真正的幸福与安宁。 历史的教训，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仍然是警醒和借鉴。

在接下来的篇章中，我们将更深入地探讨如何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中，找到个人成长的平衡，以及如何从谢灵运的经历中提炼出普世的智慧，以助我们更好地应对生活的挑战。

南宋党争：背景、动力与文学影响的疑问探讨

南宋文人与党争

上编：党争的背景与历程

第一章：政局变迁

1.1 靖康之乱后的政局动荡

在靖康之乱的冲击下，南宋政局动荡不安，第一节详述了这一历史事件对政局的深刻影响。

1.2 避让与亡命

南宋初期，赵宋皇室面临选择，第二节揭示了他们如何在避让与亡命中寻求生存之道。

1.3 绍兴更化与党争的萌芽

随着绍兴更化的推行，赵张之争拉开序幕，第三节深入剖析了这一变革如何孕育了党争的种子。

第二章：和议与党禁

2.1 绍兴和议与政治斗争

和议背后隐藏着权力较量，第二节揭示了赵秦之争的实质。

2.2 庆元党禁的严苛

随着绍兴和议的后续，党禁政策愈发严峻，第三节展现了这一时期政治文化环境的严酷。

第三章：隆兴和议与道学兴起

3.1 隆兴和议的形成及其影响

隆兴和议带来了新的转折，第一节介绍了其对政治格局的影响。

3.2 道学与政治斗争

道学的崛起挑战了传统，第二节揭示了它在党争中的角色。

3.3 庆元党禁的深化

党禁政策在此阶段进一步强化，第三节展示了文化与政治的深层次交融。

下编：党争的驱动因素与文学命运

第五章：国是之争与文化特性

5.1 国是说的形成及其影响

国是之争反映了权力与理念的冲突，第一节深入剖析了这一概念的内涵。

6.2 学术之争与文化环境

学术之争揭示了南宋学术界的排他性，第二节讨论了其在党争中的地位。

7.1 君子小人之争与用人策略

用人之争凸显了党同伐异的风气，第三节分析了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第八章：文学在党争中的演变

8.1 文学群体的重组与变化

文学在党争中经历了重组与新生，第一节描绘了这一历史阶段的文学景观。

9.1 高压政治与文学命运

政治高压影响了文学走向，第二节揭示了谄谀之风的文学表现。

10.1 畏祸心理与文学情感表达

党争中的文人心理，第三节探讨了他们如何在文学中寻求情感寄托。

与后记

本书详尽探讨了南宋党争的历史背景、动力、文化影响以及文学命运，后记列出了主要引用的书目，为读者提供了深入研究的参考。

权力的变迁

权力的变迁很多人分不清楚权力和权利，而我们的教育，似乎也有意无意的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模糊化处理，但是，这两个概念的厘清，正是让人对这个世界有清晰判断的一个基础。 权力 首先是一种力量，权力是一种支配的力量，国家的意志力，法律的强制力，以及生产生活资料的分配权，都属于权力的范畴。 权利 与其说是一种力量，不如说是一种利益的边界，权利是被权力定义的利益的边界。 譬如，可以在吸烟区吸烟，这是一种权利，这意味着在吸烟区吸烟的行为不会面临被处罚的风险。 事实上，权力从来都是少数人才能拥有的，大多数人能享有的，只能是各种权利，所谓的“天赋人权”，其实是说的权利，而不是权力。 而权力本身，也因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而不断的进行着转移，而权力转移的历史，也是人类文明发展阶段的构成，从权力的特性来判断社会的性质，从权力演变的抽象过程来尝试判断未来世界的发展可能，我们会有怎么样的发现？ 权力的起源 人类的文明，或许是从仰望星空那一刻开始的。 人类之所以脱离于其他动物而成为人，用“进化论”是不能完全解释的，如果进化本身就能带来“智慧”，经历了这么漫长的生物演化，地球上绝对不可能只有人一种智慧生物。 所以，我们必须同意：从动物的蒙昧进入人类的思考，是一个高阶的思想跃迁。 这个跃迁幅度之大，远远超过那些神乎其神的顿悟时刻，而这样的跃迁，竟然能机缘巧合的发生在特定阶段的特定族群，这似乎印证了“神”的力量。 神的力量，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是不容质疑的，这关系到人类本源的思考，在没有彻底搞清楚为什么人类生而为人的原因之前，哪怕到现代社会，对神的信仰依然存在。 所以，神权是一切权力的起源，君权神授，是权力世俗化演变的开始，历史上的帝王，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需要以被神授权作为权力合法性的依据。 然而神并不会轻易出现，于是，东西方就有了不同的神谕方式。 善于无中生有的东方，相对比较简单一些，只需要“天象吉兆”，就算是被合法授权了，历史上几乎每个皇帝的上位，都有史官记录的各种天象吉兆，比较搞笑的是，连农民起义，也要挖出一块刻着神旨的石头，才能证明被神授权的合法性。 东方的神权，其表现特征是形而上学的，呈现出更多的实用主义特色，东方的帝王以真龙天子自称，既作为神权的代言，也作为世俗权力的核心。 而西方在公元前 1500 年就出现了犹太教，公元后耶稣的出现，形成了完善的宗教体系，基督教及其分支作为神权的代表，成为西方对君主授权的主体，而罗马教廷，也成为了西方世界的“授权中心”。 人类的权力来自于神，而神的存在难以证明，神权的没落则成为了必然。 神权的没落 随着君权逐渐体系化，君权逐渐向政治群体过度，而政治群体获得的授权，更多的是世俗的管理权，这和高高在上的神权貌似泾渭分明，但利益这个因素出现后，神权和政治权就开始了上千年的明争暗斗，而斗争的结果，我们都看到了：全球绝大多数的国家，神权都成为了象征性的存在，有些国家即使披着政教合一的外衣，骨子里依然是政治权利替代了神权。 作为连接神权和政权的“君王”，在少数国家已经成为了吉祥物一般的存在，而看起来似乎权力无边的大多数国家领导人，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轮流上班的总统或总理，他们就是个打工的，和神权半毛钱关系也没有。 政治权赢得了和神权战争的胜利，但政治权难道会成为万古长青的权力模式吗？ 绝不会，政治权因为对利益有更强的控制力才战胜了神权，与利益靠的更近的经济组织，难道不会用同样的方式获得权力吗？ 毫无疑问，这是必然的，资本主义正是经济组织全面接管政治权力的一种方式。 资本的权力 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个的国家，而实际上控制这个星球的，是一个个的企业。 苹果公司的市值超过 1 万亿美元，其实力已经相当于排名全球第 17 位的国家，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不过分吧？ 美国即将开始新的经济宽松（fangshui），原因之一竟然是美国的富豪拥有太多的合理避税方式，以至于美国的税收难以维持国家的开支。 如果失去了企业的支持，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也会在一夜之间濒临破产，美国之所有是全球目前最强大的国家，是因为美国拥有绝大多数最强大的企业和作为全球通货的美元，而美元的强大，正是由于美国的强势企业使用它在全球进行结算。 美元，毫无疑问是现在全球经济的血液和载体，如果离开了美元，这个地球将一天也无法正常运转。 但是，2009 年开始，一个幽灵开始在地球上徘徊。 你们知道我说的是什么，这玩意本身就是钱，而它，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悄悄的取代美元在全球的作用，而这个过程，竟然是任何政府机构大型企业传统银行难以抵挡的。 当权力一路从神坛跌落下来，最终权力和钱将合二为一。 金钱的权力 请原谅我用金钱这个词，只是为了更好看，事实上，真正的钱和金的关系已经越来越远了。 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钱和权力还是分得很开的，事实上很多政府也在努力制造这样的表像，而一些国家对于投资移民抱着极其谨慎的态度，好像拿了移民的钱会脏了自己的手一样，这是因为，他们掌握了铸币权和记账权，对于本来就是他们的东西，你要用来换取额外的的权益，他们当然会不屑一顾。 然而，随着那个幽灵的越来越强大，钱的概念已经悄悄的发生了变化。 我们再来学习一下：什么是钱？ 钱是一般等价物，可以用来交换一切商品。 所以，理论上钱是商品的映射，而商品是全球一切可以交易的资源、服务的统称。 而能与商品构成价值映射关系，才是真正的钱。 事实上，你存在银行里的钱，有可能并不是你的钱，而只是银行给你的一张白条。 只要银行有自认为合理的理由，就可以随意停止兑付你的权益，譬如，你自己辛苦赚来的钱，在某些国家是不允许拿到国外购买房产的，你这部分钱，无法映射国外价廉物美的房产的价值。 而有些钱，会被认为是“不干净”的，流入任何一个账户，账户都会被冻结，但你可能真的想不明白，手里的两张美元，只是编号不同，难道需要你去判断哪一张是正义的，哪一张是邪恶的吗？ 由于金钱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金钱本身的权力竟然落到了管理人这一边，然后，银行这个管理人组织竟然成了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机构，而各国政府也因为和银行的合作关系而获得了部分金钱的管理权，从而获得了实际上来自金钱的权力。 因为无法真正掌握自己的金钱，所以，你失去了金钱本身能让你拥有的权力。 未来的权力 如果，这个世界上的金钱，完全由每个人自己独立掌握，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 这是一个巨大的脑洞，其想象空间大到或许能将你吞噬。 掌握很多钱的人会不会因为考虑到安全问题而变得和普通人完全没有差别？ 钱等于权力会不会形成真正的黑暗丛林？ 金钱作为社会的驱动力，会不会让整个社会的运转高效而节俭？ 没有人能有权力去分配其他人的钱，是不是会构建全新的社会组织关系？ 是不是整个社会的税务关系会简单到只有交易税、物业税和所得税三种？因为其他税收都完全无法计算。 未来的世界的权力，将会如何演化？请放开你的想象力，来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