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漆器艺术，这一历经数千年传承与发展的工艺瑰宝，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全球工艺美术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啦啦君旨在全面解析中国漆器艺术的起源、发展、分类及其艺术特点，揭开这一华美篇章的神秘面纱，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和欣赏这一传统工艺的非凡价值。

一、漆器艺术的起源与发展

中国漆器的起源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七千年前。当时的漆器多为实用器皿，如食器、容器等，表面涂以天然漆，以增强其耐用性。到了战国时期，漆器工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漆器的制作技术逐渐成熟，漆器的装饰性也开始显现。秦汉时期，漆器成为皇家和贵族的专用器，工艺更为精湛，装饰更加华丽。唐代是中国漆器的鼎盛时期，漆器工艺达到了一个高峰，漆器的种类、数量和装饰风格均有显著的发展和变化。明清时期，漆器工艺进一步发展，不仅在装饰上更加繁复、精细，而且在实用性和艺术性上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漆器艺术的分类

中国漆器艺术种类繁多，根据工艺特点和装饰手法，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1. 彩绘漆器 ：在漆器的表面绘以各种图案和纹饰，色彩丰富，题材广泛。这种工艺在战国至汉代非常流行，是漆器艺术的一大特色。

2. 脱胎漆器 ：这种工艺是将木材或金属等硬质材料制成的模型表面涂以漆，反复多层叠加，待干透后去除内胎，留下薄薄的漆壳。这种漆器轻薄、坚固，极具观赏价值。

3. 镶嵌漆器 ：在漆器上镶嵌金、、玉石、珍珠、螺钿等贵重材料，增加漆器的华贵感和艺术价值。

4. 雕漆 ：在漆器上雕刻出精细的图案，有时还会在雕刻后填以彩漆或金银粉，使图案更加立体和多彩。

5. 戗金漆器 ：在漆器上用针或其他工具划出线条，称为“戗”，然后在这些线条内填以金粉，形成金线图案。

6. 罩漆 ：在原有漆器上再加涂一层或多层不同的漆，以达到不同色彩效果的漆器。

三、漆器艺术的特点

中国漆器艺术以其独特的材质、精湛的工艺、丰富的装饰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而著称。以下是中国漆器艺术的几个主要特点：

1. 材质 ：漆器的主要原料是天然漆，这种漆具有良好的防潮、防腐、耐热性能，使漆器具有良好的实用价值。同时，天然漆的光泽和质感也赋予漆器独特的美学魅力。

2. 工艺精湛 ：中国漆器工艺复杂，制作周期长，需要经过刮灰、上底漆、打磨、上色、抛光等多道工序，每一步都要求极高的技艺和耐心。

3. 装饰精美 ：漆器装饰手法多样，题材丰富，常见的有山水、花鸟、人物、神话故事等。这些装饰不仅增加了漆器的艺术性，也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和审美。

4. 文化内涵 ：漆器上的造型和纹饰往往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例如，龙凤、莲花、蝙蝠等图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都有着吉祥的寓意。

5. 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结合 ：中国漆器不仅仅是艺术品，它们的实用性也是其重要特点之一。无论是作为生活用品还是作为装饰品，漆器都能很好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四、漆器艺术的现代传承与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现代漆器工艺也在不断地创新和发展。现代漆器艺术家们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融入了更多的现代元素和创新手法，使得漆器艺术更加多样化和国际化。同时，漆器艺术也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现代家居装饰、工艺品设计等领域，展现出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中国漆器艺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也展现了中国古代工艺的精湛技艺。通过对中国

漆器的用途是什么？

这里介绍得很清楚了：中国历史悠久，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 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勤劳勇敢的伟大民族，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 闻名于世的古代漆器，就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重要创造之一。 中国是世界漆器手工业的起源地，在《韩非子·十过》等古代文献中，即有关于我国在夏商时期就有漆器工艺的记载。 1973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漆碗等漆器⑴；近年又在余杭瑶山考古发现嵌玉高圈足漆杯等一批新石器时代的漆器⑵，从而将我国漆器工艺的历史提早到距今6000多年以前。 目前在夏、商、西周和春秋时期遗址、墓葬的考古发掘中，发现漆器或漆器痕迹的地点已达数十处之多⑶，大多分布在山东、河南和山西等地，在这漫长的 4000多年中，虽然有些漆器也很精美，工艺水平也相当高，但器类较少，胎骨厚重，从总体来看，尚处于漆器的发生与渐进阶段。 战国秦汉时期，在我国广大地区内均发现漆器与漆器痕迹，其品种之多，数量之大，制作之精，造型、装饰之美，用途之广，都远远地超过前代。 由于这个时期正处于封建社会的初期，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和铁工具的广泛使用，也必然推进漆器工艺的发展。 因此，在我国古代漆器史上，这是第一次的。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突飞猛进，将我国的漆器工艺水平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而且延续几百年不衰。 湖北省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地处长江中游，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交通便利。 楚、秦和西汉时期的墓葬，遍布全省各地。 虽然这里的雨水多，地下水位较高，但这些墓葬多为土坑木椁墓，深埋于地下，棺椁外面又常常填塞密度较大、能起防潮和隔绝空气作用的自膏泥，因而出土的漆器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在全国实属罕见。 因此，湖北省出土的楚秦汉漆器，对于研究我国古代漆器艺术及其发展史，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学术价值。 据史书记载，楚自西周初年至战国晚期建国800余年。 但是，目前对楚国早期的历史文物尚难确认，漆器资料也缺乏，因而本书是从春秋中晚期的楚漆器开始收录的。 随州曾侯乙墓并非楚墓，但战国早期曾国已成为楚国的附庸国，它与楚文化也有许多共同特点，属于楚文化范畴，故将其收录。 在中国历史上，秦王朝仅15 年就灭亡了。 然而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并在秦军所占领的湖北大部分地区建立南郡。 而且在湖北战国晚期秦墓出土的漆器，与原来楚国的漆器特点迥然不同，应属于秦文化系统的漆器。 因此，本书将这部分漆器放在秦漆器中向读者介绍。 本书收录了这个时期考古发掘的漆器精品208件，其中春秋时期的漆器6件，5种器类；战国时期的漆器108件，66种器类；秦代漆器33件，13种器类；西汉时期的漆器61件， 20种器类。 这些漆器，不乏珍品，它集中而全面地反映了迄今湖北已发现的这个时期漆器的情况，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一 考古发现概况湖北省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楚国的中心地区，在秦汉时期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个时期的墓葬，遍布于湖北省各地，大多数墓中都发现了漆器，而遗址中却很少见。 迄今已经发掘5000余座春秋、战国、秦和西汉墓，出土的漆器达6000多件。 比较重要的发现，主要有当阳曹家岗5号春秋墓⑷和赵巷4号春秋墓⑸，战国墓有江陵县楚郢都纪南城附近的望山⑹、天星观⑺、马山⑻和雨台山⑼等楚墓，荆门包山2号楚墓⑽，随州曾侯乙墓⑾，江陵凤凰山⑿、毛家园⒀、张家山⒁、杨家山⒂，云梦睡虎地⒃和大坟头⒄，以及襄阳擂鼓台⒅和光化五座坟⒆等地的秦墓和西汉墓。 春秋时期中小型墓中，随葬漆器并不盛行，虽在少数墓中发现漆器，也只有几件至10余件。 按其用途，主要有生活用具、乐器、车马器和丧葬用具等。 战国时期，楚墓中随葬漆器已相当流行。 无论是大、中型墓，还是小型墓，一般都随葬数量不等的漆器。 其中小型墓数量较少，只有几件至几十件；中型墓多为几十件至近200件；大型墓则有近百件至200多件。 大、中型墓随葬的漆器制作精美，品种多，大多还有乐器等规格较高的漆器。 所发现的漆器品种，已由春秋时期少数的几种剧增至80多种⒇，主要有生活用具、家具、文书用具、兵器及其附件、乐器、车马器、手工艺品和丧葬用具等等，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目前湖北只发掘了几十座小型秦墓，绝大多数都随葬了漆器，少则几件，多达40件左右。 其漆器的品种在20种以上，主要有生活用具、文书工具和丧葬用具等等。 其中生活用具的品种和数量明显地增多，专供丧葬用的明器剧减；目前尚未发掘大中型秦墓，乐器、兵器和车马器等漆器也未见。 西汉墓中随葬漆器颇为盛行，已基本上取代了青铜礼器。 中型墓随葬的漆器，制作精、品种繁、数量多，一般为几十件至100多件，小型墓随葬的漆器，一般只有几件，多的近30件。 漆器的品种也有20种以上，其品种和用途与秦代的更为相似，也未发现乐器和车马器，丧葬用具则只有棺椁，而未见镇墓兽等专为丧葬制作的明器；但生活用具的数量更多，并增加了一些新的器类。 从上所述，春秋、战国、秦和西汉时期的大、中、小型墓所随葬的漆器，其品种和数量均有一定的差异，而且制作的精美程度也不尽相同。 这一方面是因时代不同而发展变化的缘故；另方面则是当时社会等级的差别在丧葬制度上的一个反映。 二 制作工艺自战国时期铁工具应用于制作漆器之后，漆器工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湖北省出土的大量楚秦汉漆器，从胎骨和制作工艺的发展变化分析，都说明这一时期的漆器工艺有较大的发展。 （一） 胎骨目前湖北春秋时期楚墓出土的漆器，胎骨只有厚木胎一种。 战国时期楚墓发现的漆器，胎骨仍以木胎为主，但根据时代早晚不同胎骨也有一些变化：早期的厚木胎较多，还有少量的皮胎、铜胎和竹胎；中期厚木胎略有减少，而薄木胎和竹胎增多，并有陶胎、铜胎、夹纻胎、皮胎和骨角胎等，望山1号墓的漆削鞘是已见到的第一件夹纻胎漆器；晚期仍以厚木胎为主，但胎壁较春秋时期的薄，薄木胎与夹纻胎的数量又略有增多。 根据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手工业专著——《考工记》记载，战国时期对于各种器物的制作非常考究其用料比例及选材，这里以漆兵器为例略作说明。 《考工记》记有“弓人为弓，取六材，必以其时，六材既聚，巧者和之。 干也者，以为远也；角也者，以为疾也；筋也者，以为固也；漆也者，以为受霜露也。 ”注云：“取干以冬，取角以秋，丝漆以夏，筋胶未闻。 ”并对弓之长短也作了明确的规定。 在《庐人为庐器》中，关于戈、矛、殳、戟的 “积竹柲”等的制作，也有详细的记载。 在《矢人为矢》中，对矢杆的制作，也有严格的规定。 所以，大批漆器才能深埋于地下2000多年至今不朽，望山1号墓的两件木剑和2号墓的四件漆瑟弦柱等才能自然脱水后仍不变形。 秦代小型墓出土的漆器，胎骨也是以木胎为主，并有少量的铜胎和竹胎等。 其中木胎又有厚薄之分，厚木胎相对地减少，薄木胎和竹胎相应地增多了。 在一些铜容器的内外，也涂有红漆或黑漆。 当然，这个时期漆器的选材与用料，也是相当考究的。 西汉时期漆器的胎骨与选材等方面，基本上与战国、秦代的情况相同，但也有一些变化，厚木胎明显地减少，薄木胎显著地增加。 夹纻胎在一些中型墓出土的漆器中，占有较大的比例。 在江陵、云梦、枝江、光化等地西汉墓出土的有些陶器，里表均涂漆，这种陶胎漆器数量的增多，反映了当时漆器在日常生活中应用的范围更加广泛。 （二）制法春秋时期的楚国漆器，厚木胎的制作工艺，因器皿造型的不同，而采用研制与挖制等相应的制作方法。 其中有些为整木制作，有些是分别制作构件再以榫卯相接合。 木胎制作后，先涂漆，再彩绘各种花纹图案。 战国时期的楚国漆器，随着品种和数量的剧增，制作工艺也有较大的发展，已能根据质料与器形之不同而采取相应的制作方法。 竹胎漆器中的彩漆竹笥、扇、席等，系编织而成；竹弓等是以斫制为主制成的；竹筒等则是以锯制为主制作的。 木胎的制法主要有斫制、挖制和雕刻三种，一般是以某种制法为主，辅以其它方法而制成的。 例如几、弓、戈矛杆和剑鞘等，以斫制为主；耳杯、剑椟、酒具盒、扁圆盒等，以挖制方法为主；卧鹿、虎座飞乌、虎座鸟架鼓的鼓座等，则以雕刻方法为主。 还有些漆器是分别制作构件，然后用榫卯接合（如豆、案、几等），或者粘合而成（如模、剑鞘等）。 木胎制作后，先涂漆，然后用彩漆或其它颜料描绘各种优美的花纹图案。 战国早中期的楚国漆器，有的与金工结合，即在木胎上配以铜环、足和铺首等构件，然后涂漆与描绘花纹；晚期的漆器，出现了铜扣器的新工艺。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曾侯乙墓外棺系铜框架里嵌厚木板构成，是我国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结构最复杂、器形最大、体量最重，并与金工结合的一件特大型漆器。 秦代漆器基本上继承了战国时期楚国漆器的制作方法，即木胎以斫制、挖制和雕刻等方法为主，竹胎采用锯制与编织等制法，战国晚期出现的铜扣器新工艺得到进一步推广。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秦代漆器的制作工艺也有进一步发展。 主要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木胎的制作出现了卷制的新工艺，例如漆樽、卮、圆奁和椭圆奁等，器壁与盖壁都是用薄木胎卷制，再与厚木胎的器底与盖相粘合而成；二是扣器不仅广泛使用青铜制作的箍、环、铺首衔环和蹄足等构件，而且还出现银箍构件。 在内容丰富的睡虎地秦简中，还有关于漆园生产、天然漆原料运输和管理，以及各类器物生产标准化等方面的严格制度的记载，这些制度的出现，是促进秦代漆器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些木胎漆器上，有许多针刻与漆书的文字和符号，这是木胎制成涂漆以后才刻划与书写的（21）。 其中作坊的标志有“路里”、 “宦里”、“宦里口”、“钱里大女子”、“赵里口”、“安里皇”、“女里”等；物勒工名的标志有“文”、“介”、“但”、“忠”、“李”、“中”、“士五咸”、“士五军”、“士五皆”、“小男子左”、“小女子”、“大女子妴”等。 还有许多烙印的文字和符号，也是木胎制成后烙上的戳记，其中不少漆器上有 “告”（即造）、“包”、“素”、“上”等烙印文字，应是素工、包工、上工和造工等工匠在制作漆器时所烙上的戳记，它反映了秦代漆器制作有着多道工序，并且存在着“物勒工名”的产品责任制。 在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漆器上，有100多处烙印了“咸市”、“咸亭”、“许市”、“市”和“亭”等文字，它是秦都咸阳和河南许昌等地市亭所生产的漆器产品的标志。 在千里之外的湖北云梦发现这些地方的漆器产品，说明当时漆器生产的商品性质是很强的。 西汉漆器，在继承秦代漆器的制作方法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 其工艺的新发展，主要有三点：一是战国时期和秦代的木胎漆器上所采用的雕刻方法，至西汉时期已极罕见，而凡是圆形或圆筒状的漆器，一般采用旋制的新工艺，它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使产品更加规整美观；二是西汉初期扣器的器类与数量都较战国与秦代增多了，而且至汉武帝时期还出现了镶嵌精巧的银片纹样作为漆器上的装饰，这是唐代平脱工艺的前身；三是漆器上的装饰纹样，出现了针刺纹（锥画）、填充金粉的戗金技法和暗纹的新工艺。 上面的“素”、“包”、“上”、“造”，及“饱”、“草”等烙印文字，也是素工、包工、上工和造工在制作时所烙上的戳印，反映了西汉前期漆器的制作也有多道工序与“物勒工名”的产品责任制。 在一些漆器上还发现了“成市”、“郑亭”、“市府”、“中乡”、“北市”等烙印文字，这是四川成都与河南新郑等地市府生产的漆器产品的标志。 还有许多针刻文字与符号，其中作坊的标志有“宦里大女子”、“千金里”、“口里口”、“门里”等；物勒工名的标志有“章”、“东”、“朱”、“李”、“杜”、“任”等。 三 器皿造型湖北省出土大批精美的楚秦汉漆器，经当时能工巧匠的精心制作，各类器皿千姿百态，琳琅满目，充分显示了均衡协调、朴素大方、美观实用等等造型特点。 这些器皿的造型，可大致归纳为仿动物形象的、仿铜陶器的，以及为生活需要而制作的三大类。 它对于研究我国这个时期的漆器造型艺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仿动物形象的器皿造型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在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曾经摹拟植物、动物等自然形象进行器皿造型。 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中，这类器皿造型仍屡见不鲜。 但是，在春秋时期楚国的漆器中，只有雕龙等少数的小件漆器。 湖北出土的战国时期楚国漆器中，仍然可以看到雕刻的虎、豹、鹿、兽、鸳鸯、凤、鸟、蛙、蟒、蛇、辟邪、镇墓兽等动物形象的漆器，并且数量相当多，是这个时期漆器的一个显著特点。 这些漆器，各具姿态，形象生动，本身就是一件极具形式意味的雕刻品。 虎座鸟架悬鼓，以兽中王－－虎，两相背卧为座，两鸟相背立于虎背之上，漆木鼓悬挂于二鸟之间，高大雄伟（图版67～69）。 头插鹿角的单头（图版109）与双头（图版108）的镇墓兽，睁目吐舌，狰狞恐怖，显示其引魂升天的神威（22）。 江陵望山1号楚墓出土的彩绘木雕小座屏（图版104），在长51.8、屏宽3、座宽12、高15厘米的小座屏上，巧妙地将透雕与浮雕的凤、鸟、鹿、蛙、蛇、蟒等55个相互争斗的动物，交织成一个生动的画面，真是巧夺天工；这些形象栩栩如生，加上用红、蓝、银灰等色描绘花纹，显得更加瑰丽，是这类雕刻漆器的代表作。 雕刻动物形象的漆器，至秦代不仅器类与数量剧减，而且动物形象也趋于简洁。 例如凤形勺（图版125）的造型，为昂首曲颈张尾之风（简化凤之双翅与双足），于凤背上挖制成勺，它是在写实的基础上加以夸张，形不失真，造型新颖别致，反映了秦代造型艺术的特点。 西汉时期的这类漆器，其造型比秦代更为简洁，仍以凤形勺（图版171）为例，不仅没有双翅与双足，连尾部也简化了。 江陵凤凰山出土的龟盾（图版 207），只作龟的腹甲状，而不是作整龟之形，但它运用涂漆与不涂漆及用细篾编织等手法，充分地表现出龟的腹甲特征。 还有双虎头形盾（图版206），也只雕出头与前肢，而后肢与尾部也都被省略。 （二）仿铜陶器的器皿造型漆器的木胎质轻，造型方便，隔冷热，耐腐蚀，加上绚丽多彩的优美花纹，使其取代青铜器成为历史的必然，从湖北出土的楚秦汉漆器初步分析，这类漆器是在仿制铜陶器的器皿造型的基础上，根据木胎等质料的特点进行制作的，从而形成独特的造型艺术特点。 春秋时期的楚漆器中，仿铜陶器制作的器皿造型占有很大的比例。 例如当阳赵巷4号墓出土的漆方壶、盔、簋、豆、俎等，都是仿制当时的铜陶器的器皿造型；但依据木胎的质料，也有小的差异，而且加绘了各种色彩的装饰纹样，显得更加美观。 战国时期，仿铜陶器制作的漆器，在当时漆器中占有一定的比例，例如随州曾候乙墓出土的两件漆盖豆（图版7、8），显然是仿制青铜盖豆的，但在豆盘伸出的浮雕对称附耳，又有别于铜盖豆，器外并用红、金黄等色彩绘繁丽的花纹，比铜盖豆更显优美。 江陵雨台山18号楚墓出土的一件漆豆（图版10），也是仿制铜豆而作的，但它在豆把中部雕出八棱形，有别于铜豆，通体还有彩绘花纹。 还有曾侯乙墓的一件漆禁，显然是仿制铜禁的；但其四足为圆雕的兽，禁面四角各浮雕成二龙，四边当中各浮雕单首双身龙，十字隔梁和侧面阴刻云纹，并有红漆彩绘绹纹、草叶纹、云纹、鳞纹等纹样，比青铜禁更加美观。 秦代仿铜陶器的器皿造型之漆器，数量也不少。 例如云梦出土的双耳长盒（图版121），就是仿制铜盔的器皿造型，作椭圆形，有弧形假足，双耳似猪嘴而微秃，更富于变化，漆樽也是仿制青铜樽的，但它的盖顶有三个S形铜钮饰，腹外有一铜环形鋬，底下有三个铜蹄足，有的还有铜或银箍加固，整个造型显得精巧，而与浑厚庄重的铜樽风格迥然不同。 西汉时期，这类漆器的数量相当多，漆樽和圆盒等的造型，与秦代相同，漆壶（图版168）、匜（图版166）等的造型，基本上是仿制铜器的器皿造型，但它们又比同类铜器显得更加轻巧，各种彩绘花纹也比铜器纹饰更为光彩迷离。 当然，也有些同类的漆器，虽然都是仿制于同一种铜器的器皿造型，但它们也并非完全雷同，例如漆盘既有长方盘与圆盘之分，又有平底盘、园底盘与矩形足盘之别。 （三）为生活需要而制作的器皿造型虽然春秋时期楚国漆器的器类与数量较少，但战国和秦汉时期漆器的器类与数量剧增，用途广泛，尤其生活用具不断增多，为了使各种漆器既实用又美观，就必须依据其不同的用途进行艺术加工，这是楚秦汉漆器造型艺术的重要特点之一。 春秋时期，楚国贵族的中型墓中出土的方壶、簋、盨、豆、俎等漆器，是作为礼器而制作的，还有当时贵族生活所需的漆瑟等乐器。 这类墓中所出的镇墓兽等漆器，则与楚人信巫的习惯有关。 这些漆器的造型也十分讲究对称和规整。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十分注重兵器的制造与改进，楚墓出土的大批漆木兵器杆，因具体用法不同而造型各异：矛杆呈圆形，殳为八棱形，戈杆是前尖后圆，铜戈装配时戈锋与杆的尖面相一致，手握戈杆则知戈锋的朝向，既利于交战时实用，整体造型也协调美观，漆木剑盒在这个时期的楚墓中也较常见，它放置带漆木鞘的铜剑，其大小是据所放置剑的大小而定，一般盒里放剑后十分紧凑实用；造型大多为长条形，由盖与盒身相扣合而成。 有的剑盒为了避免造型单调，盖顶隆起，并饰有阴刻或浅浮雕的瓦楞纹，盒身也饰有涡纹等纹饰。 一些酒具盒与食具盒，更注重实用与审美相结合。 例如江陵望山1号墓发现的酒具盒，盒里分四格放置酒壶两件、耳杯九件、大、小盘各一件，非常紧凑实用，整器作长方形而圆其四角，器外又浮雕涡纹，造型也很美观大方。 秦代漆生活用具的器类与数量有较大的增加，其器皿造型也很巧妙，云梦睡虎地13号秦墓出土的一件漆耳杯盒（图版133），外作椭圆形，内作耳杯形，能紧凑地平置五件漆耳杯，十分讲究实用价值。 漆卮、樽、壶和扁壶等酒器的造型，也各具特色：卮为圆筒状、平底，器外附单环形鋬，少数还有盖；樽的造型与卮相类似，但平底下有三蹄足，大多有盖（盖上一般有三个S形钮饰）；壶为圆口、圆颈、圆鼓腹、圆圈足、圆盖；扁壶则是扁腹，长方形圈足，并有圆口圆盖与方口盝状盖两种。 漆圆奁、椭圆奁、笥等，造型特点都是器身与盖相套合，盖顶隆起，体现了既有规则又有变化的艺术特点。 西汉时期的漆器，在继承秦代的造型艺术基础上又有一些发展。 例如江陵凤凰山168号西汉墓发现的一件漆耳杯盒（图版184），整个盒的内外均近椭圆形，平底，盖顶隆起，造型别致；盒里空间恰好竖置10件对扣的漆耳杯，比秦代耳杯盒平置耳杯更可充分利用盒里的空间；盒外有繁丽的彩绘花纹。 它的构思巧妙，更注重实用，造型也显得美观大方。 综上所述，湖北出土的种类繁多的楚秦汉漆器，它们的器皿造型都有一定的形制和权衡比例，并且因年代不同又有一些差别与发展。 这既是当时人们在长期生产劳动中的发现与创造，又是这个时期人们审美观念的反映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漆器的器皿造型，比较讲究对称和规整。 较常见的有圆形（包括球形、半球形和圆筒形三类）、椭圆形和长方形等。 这些漆器的容积较大，省工省料，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而且在造型方面，又比其它形制漆器的器皿造型更容易取得均衡和曲直对比的艺术效果。 而不对称和不规整漆器的器皿造型，既费工费料，也并不美观实用，因而很少见到，这些情况说明，这个时期楚国漆器的器皿造型，已经体现了实用与美观相结合的法则和规律，器表上又加饰不同漆色与各种花纹图案，因而比当时其它质料的器皿造型更加瑰丽多姿。 …………详见：

墨朱流韵：中国古代漆器艺术作者简介

诸葛铠，生于1941年，浙江东阳市人。 1965年，他毕业于苏州丝绸工学院工艺美术系，目前在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担任教授。 他的学术贡献丰富，包括撰写《敦煌装饰图案》、《云冈石窟装饰》和《图案设计原理》等书籍，以及多篇论文。 此外，他还主编了《敦煌莫高窟壁画选》、《中国纹样辞典》和《中国漆艺文化》等重要作品。 在学术领域，诸葛铠教授的专长在于中国古代艺术，尤其是漆器艺术。 他的研究深入中国传统漆器的制作工艺、艺术特征以及文化价值，为中国古代漆器艺术的传承和创新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诸葛教授通过一系列著作，不仅揭示了中国古代漆器艺术的历史演进，还探讨了其在现代社会的文化意义和艺术价值。 他的工作对于提升人们对传统艺术的理解和欣赏，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具有深远影响。 在《敦煌装饰图案》和《云冈石窟装饰》中，诸葛铠教授以其独到的视角，解析了敦煌和云冈石窟中装饰艺术的风格和技法，展现了中国古代艺术的高超技艺和审美理念。 通过这些研究，他不仅丰富了艺术史学的知识体系，也为现代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源泉。 《图案设计原理》一书，则是诸葛铠教授对图案设计的系统性研究，书中深入探讨了图案设计的基本规律、审美原则以及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应用。 这不仅对艺术设计领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提供了新的视角。 综上所述，诸葛铠教授在古代漆器艺术的研究与传播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他的著作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了宝贵的研究成果，也对艺术教育和文化遗产保护产生了积极影响。 通过深入研究和广泛传播中国古代艺术，诸葛铠教授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